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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周刊》评论员
沃伦·巴菲特再一次成为了全球瞩目的焦点：这一次，他宣布将其个人财产中的85%捐赠给盖茨基金会以及其它四个小型基金会。《慈善编年史》总编Stacy Palmer将此涉及金额高达370亿美元的善举称为“很可能是人类迄今的文明史里，最伟大的一次资金调拨。”
我们向这位76岁的老者致以敬意。
这并不仅仅因为他所捐赠的资产总额创下了历史新高，也并不仅仅因为他将巨额财富捐献给另一个人的基金会，却没有提出任何冠名要求；最重要的是，他让我们看到了市场经济成熟阶段，可以具备怎样的自我调节、自我完善机制。
转型中的中国需要看到这样的愿景。
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改革之前，政府垄断着国民经济和社会服务等诸多领域：在城市，政府承担着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企事业职工提供福利的责任；在农村，人民公社则以合作医疗和“五保户”等制度，为社员提供最基本的社会保障。而现在的问题是，光靠膨胀的市场部门和萎缩的公共部门是否能够满足各种社会需求，尤其是那些伴随民营化和市场化而来的新的社会需求？
一般认为，市场经济虽然具备较高的效率，但却不能解决全部社会问题，因此，需要政府承担起公共物品提供的责任。其实，这种非此即彼的认识并不符合帕累托改进，在某些政府能力所不及的领域，以慈善捐赠为主体的第三次分配更具比较优势。
我们曾反复论述，由于存在信息失真、决策缓慢、激励不足等固有缺陷，用政府行为解决相应的市场失灵，效果不会太理想。例如，在教育、医疗等领域，固然存在着政府投入不足的问题，但那些已投入或者拟投入资金的去向和效率，也常常引来社会质疑和批评。
相对于国家财税转移支付，公益捐赠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更低。仍以教育为例，近年来，通过希望工程、希望小学等形式，大量社会资金突破行业、地区、计划等因素的限制，直接投放到最需要教育款项的家庭和地区，很好地弥补和发挥了财政公共支出不足的作用。
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强调第三次分配对于社会总体福利水平的提高更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从目前来看，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众，事实上面临着两难抉择：一方面，由于发展水平落后、市场机制尚待完善，大量公共产品需要依靠财政支出；但另一方面，税收收入的急剧增长以及集中，又在某种程度上固化甚至强化了“大政府、小市场”这一现状，不利于作为微观基础的企业自我积累、自我创新，并可能因此又反过来进一步增加财政负担，损害经济发展的质量。
大力发展慈善事业正是走出此类怪圈的途径之一。公益捐赠能够同时服务于效率和公平这对相互倚靠的目标，弥合市场与政府间的缝隙，从而为整个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提供不可或缺的第三种力量。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发展阶段的不同，类似巴菲特这样的善举可能不会大量出现在目前的中国，因为善举本身也是一定社会条件和制度条件下的产物；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不仅需要更多巴菲特式的善举，还需要不断完善孕育此类善举的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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