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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中忱
靖国神社成为问题，当然不始于最近几年。但2001年小泉纯一郎就任日本首相后，公然以内阁总理大臣身份前往参拜，引起中国、韩国的抗议，认为小泉等日本政治家的做法，完全无视并进一步伤害了曾经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人民的感情；但小泉等对此置若罔闻，继续参拜，每年不辍，似乎在有意强化这种感情刺激，遂使“靖国问题”成为影响东亚国家
之间关系的难解之结。而小泉用来为自己辩解的，也是“国民感情”，他说：“按照日本人的国民感情，人死了都会成佛，甲级战犯在现世都已经受到死刑处罚，……对于死者，还一定要做那样的区分吗？”(《朝日新闻》2001年7月12日)
东京大学教授高桥哲哉一眼就看出了小泉的振振说辞中存在的问题，首先，本来神社信仰的是“神”，小泉说神社为何不谈“神”却来谈“佛”？第二，所谓“人死了都会成佛”，并非日本所有国民的信仰，至少基督教徒们就不是这样。小泉怎么可以无视这部分国人对“靖国”的不协调感，来奢谈“国民感情”？第三，至于说甲级战犯都已经受到死刑处罚，更是与事实不符。因为供奉在靖国神社中的甲级战犯，只有东条英机等七人被判处死刑，其他七人，则是病死或在监禁中死亡的。高桥教授不禁愤怒地说：作为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小泉首相的发言，竟然如此漏洞百出！
但高桥教授并没有由此回避“感情问题”的存在，在《靖国问题》一书里，他把“感情的问题”放在第一章进行讨论，并在第一段里明确指出“感情问题”的核心是“遗属的感情”，不仅开宗明义，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所在，表明了直面问题的态度，也极为明快地拨开了小泉等人用"国民感情"之类的暧昧修辞制造的遮障。为了分析与靖国神社相关的战死者的“遗属感情”问题，高桥选择了“岩井益子陈述书”作为个案。
2001年小泉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之后，曾有639名日本人、韩国人向大阪地方法院起诉小泉，认为他的行为违反了日本宪法，也侵害了有亲属祭祀在神社中的人们的宗教人格权。由此，日本的首相、国家以及靖国神社都成了被告。而支持小泉参拜的人，则利用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4条，为靖国神社辩白，2002年4月岩井益子向大阪地方法院提交的“陈述书”，就是这活动中的一环。
“岩井益子陈述书”共分七个部分，最后一部分这样写到：“最近，一些不满首相去年8月13日参拜靖国神社的人在全国各地提起了诉讼，特别是此地，在大阪，简直是岂有此理，甚至把靖国神社也当成了被告。作为遗属的我们，对这些原告们的主张，绝不能坐视不管。这是让以我这样的靖国之妻为代表的所有遗属的愤怒和血泪迸发的事件。”陈述书还说：“丈夫生前是确信自己如果战死肯定会祭祀在靖国神社才奔赴死地的，对于我来说，玷污靖国神社是和玷污我自身一样的数亿倍的侮辱，为了我所爱的丈夫，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如果你要玷污靖国神社，请你一百万遍地杀了我！哪怕只听到一句谩骂靖国神社的言辞，我的身体都犹如被撕裂了一样，全身血脉贲张，我的眼前浮现出一望无际的战士们鲜血的海洋。”据说，在法庭上朗读这份陈述书的时候，全场的人都屏着气静静地听。
高桥教授认为，尽管这份陈述书中不无夸饰，但在讨论“靖国问题”的时候，也不宜将其置之一旁。那么，是否可以由此说，因为存在怀着如此强烈感情的遗属，所以首相有必要参拜靖国神社给予安慰呢？高桥教授的回答是明确否定的，他从两点提出反论。第一，“岩井益子陈述书”驳斥的原告，即对小泉以及靖国神社提起诉讼的人们，也是战死者的遗属，他们的看法，与岩井益子的完全相反。也就是说，所谓“遗属感情”，并不只有“岩井益子陈述书”表述的这一种。还有另外的“因为首相参拜而受到精神伤害的遗属存在。”第二，在此还存在着一个更具“决定性的重要问题，即在与靖国神社相关联的日本军队发动的战争中受到重大伤害的亚洲各地人们的‘感情’问题”。高桥教授举出同样在大阪提起诉讼的236位台湾人为例，在亚洲·太平洋战争中，他们的亲人因被征召到日本军队而战死，这起诉讼的原告人之一，就是著名的台湾原住民歌手、立法委员高金素梅。日本殖民台湾初期，原住民的高山族曾遭到日本的严酷镇压，而在太平洋战争中，日本殖民者以“高山义勇队”名义把高山族人送往战场，战后，靖国神社又把“高山义勇队”战死者和战争加害者的日本军人放在一起祭祀，高金素梅说：这是世上罕见的奇耻大辱！高桥教授也明确说：如果说日本方面存在“遗属感情”或“国民感情”，那么，亚洲各国也同样存在。并且，如果感情的分量是可以比较的话，亚洲各国的感情应该是日本的若干倍。
当然，高桥教授的分析，没有停留在以上层面的比较，他更关心的是“岩井益子陈述书”中的“遗属的感情”、“靖国之妻的感情”以及“靖国信仰”是怎么产生的。在进入这一层面讨论的时候，他把目光投向日本侵华战争以前和战争期间的历史，试图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段里进行考察。他把1939年《主妇之女》杂志的一则报道“光荣母亲的热泪座谈会”作为文本，报道里写到的所谓“光荣的母亲”，都是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有儿子战死的地方妇女，被请到东京参加靖国神社举办的合祀战死者临时大典，她们不仅列席了招魂仪式，还被招待参观御苑皇居、东京名胜，其中，面对媒体的座谈会也是不可缺少的节目。在座谈会上，这些妇女所反复表达的，大都是参加大典的兴奋、目睹天皇御颜的喜悦，还有因为自己能有为国捐躯的子女而产生的自豪，但高桥教授细心地注意到，在杂志记录的有限的文字中，还是隐约透露出了她们对死去儿子的思念和哀伤。高桥说，不能因为读出了这种被压到文字背后的情绪，就断定这些“光荣母亲”充满喜悦的谈话是虚假的，她们的话里含有虚假成分，但同时也是真实的，在高桥看来，最让人震惊的是，为什么这些女性内心的思子之情和失子之痛，这些最基本的人之常情，会那么大幅度地转化为不近人情的喜悦和幸福？他认真分析了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在出兵台湾(1874)、发动甲午战争、全面侵华战争过程中设置“东京招魂社”(1869)、靖国神社(1879)的种种举措，在此基础上指出，通过靖国神社表彰战死者的仪式，使战死者遗属的悲伤和痛苦转化为喜悦和幸福，从而感召其他国民自觉自愿地为国家贡献生命，这一系列操作，可称为“感情的炼金术”，所谓“遗属感情”或“国民感情”，其实就是这样被炼造出来的。
高桥哲哉教授的专业是二十世纪西欧哲学，是日本“新学院派”的代表学者，也是有社会关怀的批判型知识分子，他的《靖国问题》2005年4月10日由东京筑摩书房出版，同年5月20日就出了第6次印刷本，据说去年一年发行了30万册，这在学术性的著述里，是比较少见的。这或许从一个侧面说明，尽管高桥教授批判的“国民感情炼金术”正在大发效力，但也还是有人要寻找清凉剂。
(高桥哲哉《靖国问题》，中译本即将出版。本文作者为清华大学中文系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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