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争用与价格

　　王东京

　　我知道的经济学家，大多是不主张管制价格的。因为市场配置资源，价格是信号，能自动调节供求。

　　中国改革开放30年，耳濡目染，人们对价格机制已有认识，不陌生。可奇怪的是，很多人至今对商品价格谈“涨”色变、草木皆兵，要求政府限制价格的声音，不绝于耳。能源价格如是，房产价格如是，最近肉禽价格也如是。实话说，我历来主张放开价格，也写过多篇文章，这里再换个角度，即从产权安排与资源争用方面谈价格问题。

　　众所周知，经济学大厦的建立，有三个基础性假设：经济人假设、资源稀缺假设与私有产权假设。离开了这三个假设，经济学则溃不成军。没有经济人假设，推导行为无所依傍；没有稀缺性假设，研究资源配置多此一举；没有私有产权假设，市场交换无从进行。而且只要人们追求最大化，资源就会稀缺，要有效利用资源，就须界定与保护私人产权。

　　要讨论的是，资源争用与价格到底是何关系？稀缺的资源，想得到的人多，于是就会发生争用。既然是竞争，那么就得有规则，不然胜负难决，分不出高下，资源使用就会陷入混乱。好比骑自行车比赛，既可以比快(力量)，也可以比慢(车技)，比快是一种规则；比慢也是一种规则，但不论哪一种，都须事先明确。解决资源争用也如此，究竟谁得谁不得，关键取决于规则。

　　可以肯定，价格是分配资源的一种规则。举个例，只有一张飞往广州的机票，有两位先生都想得到。一位要去广州看女友；一位要回广州看父母，两位相持不下，都说重要，怎么办？经济学的办法是竞买，让他们出价，出价高者得。因为价格本身代表的是效用，谁出价高，就证明对谁的效用大，故机票究竟对谁更重要，只要一竞价，结果自见分晓。

　　但这绝不是说，资源分配只有价格一种规则。其实在现实生活中，配置资源的规则五花八门：春运期间火车票紧俏，排队(先来后到)是一种规则；上大学，考分是一种规则；过去计划经济时期分房，行政级别也是一种规则。而且单就规则论，我们分不出优劣。存在即合理，这些规则所以存在，必有它的理由。应追问的是，到底是何因素在左右这些规则呢？

　　经济学家分析行为，各怀绝技，但说到底不过就一招：约束条件下的利益最大化。比如，若把“规则”看作一种行为，那么在不同的约束下，就会有不同的规则。经济学的任务，就是要回答约束这些“规则”条件是什么？对此，美国经济学家科斯认为，约束分配规则的是产权安排。而且还说，产权安排也是一种行为，如何选择，最终又受交易成本约束。

　　让我先说产权安排。举住房的例子，当年计划经济时期，城市住房大多为公有，所以那时候分房，繁琐不堪。我熟悉的一家单位，10多年前盖了三栋住宅，两年建成，可三年分不落定。诸如面积大小，楼层高低，甚至连房间朝向，大家都争论不休，有路子的四处托人，没路子的怨声载道。好事办不好，交易成本极高。后来该单位决定，把分房改为补贴，实行住宅私有。

　　产权安排改变后，分配规则也跟着变。过去单位分房，主要以职级与工龄为依据。因为住房公有，是福利分房，故只能论资排辈。住宅私有后，规则即转为按货币(出价)分配。楼宇档次，房间大小，地理位置，都可用货币去选择。花钱越多，购买住房的档次越高，面积越大，位置越好。如此一来，以往福利分房的种种弊端，不消而退，人际关系也因此变得简单明朗。

　　从上面的例子，可得三点推论：第一，产权安排决定于交易成本，公有、私有不可预设；第二，在私有产权下，按出价高低分配资源最有效，政府不应管制价格；第三，在公有产权下，价格并非配置资源的唯一规则，在某些情况下，政府可以干预价格。

　　前两点不再说，重点谈第三点。我曾强调多次，对一般竞争性的私人物品价格，政府不必插手，应放手由市场供求定；但对公共服务品的价格，政府却不能坐视不管。公共服务品通常由政府投资，与公众利益攸关，很敏感，所以管制公共服务品价格，政府责无旁贷。这几年，人们对公立

　　另有一种情形，即国家垄断企业。很多人认为，由于垄断企业没有竞争，价格易被人为操纵，所以政府不能不管。比如春运期间的火车票价格，老百姓都希望政府管，是因为当下铁路独家经营，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消费者没有讨价的余地。这样说，不是全无道理，但我的看法，管制价格不如打破垄断。假如有一天，铁路运输允许民企参与竞争，价格便可放开。

　　是的，价格是市场信号，若想让市场配置资源，政府就应该少管价格。否则信号失真，资源配置则会乱章法。事实上，只有由市场供求定价格，价格才能反映供求、调节供求。

　　(作者系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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