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林：实现工业化应突破资源与环境两大瓶颈

　　邱 林

　　昨日，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工业化蓝皮书》预计，如果未来中国能够保持“十五”期间中国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的年均增长速度4%-5%，到2015-2018年，再经过10-13年的加速工业化进程，中国工业化水平的综合指数将达到100，中国工业化将基本实现，即使按照“九五”和“十五”整个10年间中国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的年均增长速度推算，到2021年，中国的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也将达到100。到2021年，中国的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将达到100，中国将实现工业化。(8月10日《中国证券报》)

　　欧美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是用200多年的时间完成的，而且在高速工业化时期,工业化人口只有几千万。相比之下，我国工业化是一个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的工业化，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然而，目前我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资源与环境双重压力，而这两大问题是所有的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都走过的一条高资源指向的重

化工业发展的阶段，我国也不可能绕过这一阶段。

　　有迹象表明，2003年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已经传递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资源供给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需要，资源压力迅速增大。2003年国内石油、铝、铜、镍、钢铁、煤炭和水泥的消费分别占全球消费的7%、19%、20%、21%、25%、30%和50%。我国对钢铁的需求超过了美国和日本需求的总和，而我国对铜、镍、锌、铁矿砂和水泥的需求也都超过美国。在未来15年我国将处于工业化高速发展的时期，这一阶段是资源消费高峰。

　　我国主要固体矿产储量占世界的比例为，

铁矿石不足9%，锰矿石约18%，铬矿石只有0.1%，铜矿石不足5%，铝土矿不足2%，钾盐矿小于1%。与占世界21%的人口比例相比，我国已发现的主要矿产资源人均储量都相当贫乏。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显示，到2020年我国的石油、铁、锰、铜、铅和锌的进口依存度将分别为58%、52%、38%、82%、52%和69%。因此，未来我国与世界主要资源进口国的利益摩擦将会不断增多。

　　此外，从我国的环境状况看，污染物的排放量远远超过环境容量，污染相当普遍。我国作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在工业化的进程中，还需要更大的排放空间。如果不从战略上将环保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协调好环境和发展的关系，大量土地、森林、草地、水土丧失其功能。如果一些生态系统甚至出现不可逆转的灾难，造成的损失将是巨大的，并且直接影响国民的生产和生存空间，削弱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应该看到，现阶段我国工业化进程还属于典型的外延扩张型经济增长。这种外延扩张型经济增长,往往在能源和原材料按比例投入的同时，受要素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影响，单位能源和原材料投入水平下的产出下降，从而导致能源和原材料的消耗强度上升。究其原因，一是我国对粗放型、高额物质消耗的生产方式还缺少相应的硬约束，比如在产业准入方面和环保方面现有的约束手段还不够硬；二是由于不计环境破坏和资源消耗带来的成本，从提高地方税收和政绩考核成果出发，各级地方政府更加重视投入少、见效快的粗放型增长方式。

　　但是，如果我们仅把这些问题归因于表象的直接动因的话，面对着资源、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我们所表现出的就只能是束手无策。其实，世界上通过技术进步和发展新型产业体系，弥补本国自然资源不足，实现经济腾飞和生态良性循环并存的事例却比比皆是。如日本，没有铁矿，但钢铁和汽车却畅销世界，成为不具任何自然资源优势的“经济动物”，并保持了自己青山绿水的良好生态。又如新加坡，飞机一起飞就进入别国领空，无矿藏、无农田，修机场的土石都要从别国进口，但短短的几十年时间却成了亚洲“四小龙”之一。

　　因此，我们要在2020年实现工业化，一方面要突破资源、环境两大瓶颈的制约，另一方面要以技术进步和发展新型产业体系之长，来弥补自己自然资源之短。这就要求我们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和应对资源、环境问题，更多地选择以高科技含量、高附加价值、低耗能、低污染，而具有自主创新能力为特征的有机产业群为核心；以科技创新、人才培育、资本运营、信息共享甚至现代物流等高效运转的产业辅助系统为支撑；和以自然生态环境优美、基础设施良好、能源与社会保障稳定的产业发展环境为依托的相互协调、相互制约并具有高度开放性的新型产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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