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成本的变量因素

　　□朱志砺

　　在全球化时代，资本有两个爱好：一是追逐高技术；二是青睐低成本。

　　拥有高技术产品者拥有相当大的定价权。一粒伟哥，零售价80元人民币，比较贵，但要获得它带来的独特而神奇的功能，自然有人愿意参与交易。产品的附加值、利润自然高企 。资本的回报率自然也高。

　　但是，每个时代处于领跑地位的高技术产品，毕竟是寥寥可数。大部分消费产品制造商并不拥有定价权。除去管制因素与品牌因素，消费品的零售价格，都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同样一双袜子，市场平均零售价1元，厂商的定价比市场平均价格越高，则销量越小，市场份额越低。消费品的价格，是在厂商、经销商与消费者之间博弈产生的。也就是说，定价权在市场。既然袜子价格只能围绕市场中间价上下窄幅波动，那么，附加值和利润的来源，必然来自于降低或削减成本。资本青睐低成本地区，向低成本地区转移制造业也就成了大势所趋。

　　在消费品的成本构成中，除了资本的折旧、物料成本、销售成本外，还有一个劳动力成本。对制衣、玩具、消费电子等等成熟产业来说，其他成本因素基本都是“常量”，而劳动力成本却是个因制度、地域而变的“变量”。

　　劳动力成本包含工资、津贴、保险、职场环境(工作环境条件)和其他福利。在正常环境中，劳动力成本是由市场决定的，不同行业与不同职位对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体能、技能与经验要求不同，因而劳动力价格也不同。

　　劳动力成本，本质上是一种劳资关系。对资本来说，在产成品价格已经确定的前提下，劳动力成本越低，则附加值与利润就越高。反之，劳动力成本越高，则企业的利润和资本的回报就越低。因此，在资本与劳工之间，天然存在着一种利益上既对立又共存的博弈关系。

　　自然界生物演化中有一条规律，随着环境的变化，生物会演化出一种相应的适应性功能。社会进化也一样。在劳资关系的博弈中，产生了工会这一适应性功能组织。它是劳工自愿组合、自愿参与的，代表会员利益与资本交涉的功能组织。

　　工会，是以经济利益为目标的政治性组织。

　　说它是政治性组织，一是因为在宪政条件下，工会的组织，是劳工作为公民行使“结社自由”的宪法权利的结果；二是因为工会在处理劳资关系中，最常用的两种手法是谈判与罢工，而后者在非暴力的前提下，也是由宪法权利“言论自由”中引申而来的“表达自由”。

　　工会的存在，对资本来说，是个沉重的负担，它会加大企业成本支出，使企业遭受停产损失。所以，资本在投资、企业并购时，总是有意识地避开强势工会。尤其是零售、餐饮、制衣等不需经验与技能，熟透了的传统行业，资本更倾向于雇用非熟练无技能的短期工，以减少成本开支。在常态思维中，资本不希望面对工会。那种希望企业主动建立工会的想法，实在让人无法置喙。

　　那么，既然资本天然不喜欢工会，出于成本计，企业能不能清除工会呢？也不能，因为劳工是在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而且，现代社会中，越来越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

　　抑止工会，可以降低或祛除劳工在劳资关系中的议价能力，减少企业劳动力成本，吸引外来资本，营造出口贸易的低成本优势。但是，在强势外销的另一面，却是低劳动力价格带来的内需不振，无奈地眼看着整个经济体的外贸依存度越来越高。

　　社会进化有自身的规则，在产生了资本后，又产生了一个制衡力量——工会。在劳资博弈中，资本追逐利润，劳工争取更高的薪酬与更好的职场条件，尽管他们的利益对立，但即使是按照马克思哲学，他们彼此之间还是有利益的统一，即：除非有政治恶意，他们都不愿意企业破产。破产，意味着资方血本无归，也意味着劳方全体失业。

　　在资本与劳工的冲突与妥协中，社会危机因素在一次次波动中释放，整个社会实现了动态平衡，社会福利水平也提高了。在GDP增长的同时，消费信心与消费需求也在同步增长，整个经济体也因而具备了长期成长的内在动力。社会就是这样，按照自身的进化规则向前迈进。

　　在大规则面前，那只“看得见的手”，其实可以更无为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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