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O禁与放都属不得已 不可过分责备于国资委

　　鲁宁

　　时隔短短8个月，国有大企业MBO(管理层持股)先禁后放。

　　解禁令上周四悄然披露于报章。其实，MBO的禁与放都不是第一次。

　　8个月前那次仓促的禁，事起再前推10个月的“郎顾之争”及随即引爆的、长达一年有余的、几乎波及全民的“保卫国资大讨论”。在舆论强烈抨击国资流失及遭到权贵集团不择手段侵吞的愤怒中，站在政府前台的国资委站出来下达了一个措词强硬的MBO禁令。

　　本次再度解禁MBO，早在市场人士预料之中。惟一不敢预料的，只是解禁的具体时机。禁与放都属不得已，讲究此一时彼一时。

　　解禁明显的理由有二：

　　作“宏观”分析，在于国企改革实在拖不起，深化此项改革既是政府对社会之承诺，又是推进政府职能转型的一个主要载体，留给政府较从容地推进改革的时间本来就不多，再拖下去，改革的外部环境还会进一步恶化。而改革环境之恶化就是改革阻力之增大……

　　作“中观”分析，深化国企改革在不同的阶段需要不同的“题材”，MBO正属一个阶段性的改革“题材”。反对进行MBO的人们当然有反对的理由，问题是，放弃这个“题材”，是否还有别的“题材”。或者说得更直接，是否可采取更激进的“一了百了”的举措？我的朴素判断是根本不可能！

　　名义上，国资委犹如大观园里的王熙凤，其实它只是看家护院的角儿，无非是国资政策的发布人和执行者。所以对MBO政策朝令夕改，不可过分责备于国资委———恰好说明深化国企改革着实不容易。

　　改革通常只有两种实现途径：一种是先易后难，再一种是先难后易。就国企改革而言，前一种路径先回避产权直接落地之难，后一种路径先拿产权落地开刀。

　　中国国企改革遵循前一种路径，20多年间尝试了几乎可以尝试的一切方法，迄今离终点目标仍然“遥远”。俄罗斯及东欧诸国采用后一种路径，史称“休克疗法”。

　　国企改革的不同路径选择，受改革启程时政治、经济、文化、改革理论准备及意识形态现状等社会条件的直接或间接制约，哪种方法更切合实际不能简单地以阶段性结果作评判，还得充分考虑改革启程时的“原始生态”和人们的心理承受力高低。

　　你买台

笔记本电脑可能从未使用过，但两个月后你要卖给他人，想要卖个原价保本不大可能。我举这个例子意欲说明，国企改革中有两种国资流失，一种是正常打折性质的流失(尤其在买方市场条件下)，另一种是因腐败遭致的流失。还有，无论是“休克式”抑或“渐进式”，包括MBO，那怕是“有限MBO”，国资流失也呈上述两种形态，不敢承认现状或对现状遮遮掩掩，就不是唯物主义者。

　　尝试MBO，两种流失其实均难避免，因而当再度解禁MBO时，国资委的措词极为谨慎，把MBO的内容精心放在《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实施意见》内。

　　然而在国企改革渐进式的语境下，包括MBO在内，难免出现“一放就乱”的现象。也就是说，尽管新版的MBO政策增加了若干限制性条款，只消禁令一消除，还可能出现更多明火执仗侵吞国资的案例。

　　事实上，不管人们是否承认，即便禁令之下，隐性的MBO仍在悄然进行。譬如，这几年流行国企到海外实施战略投资，相应出现大量国资在海外市场“蒸发”的案例还少么？这中间相当一部分难道不是被隐性MBO掉了么？请各位看官注意，明火执仗叫侵吞，暗渡陈仓何尝不是侵吞？

　　以往直至今天，围绕MBO的争议，舆论只集中于如何避免国资流失及对国资流失的痛恨，忽略了另一个可能更重要的问题：MBO是否真能建立起对国企管理层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MBO方式发端于西方，中国属于引进和借鉴。不同的是，西方实施MBO的企业通常为私企。在西方，少量不承担赢利职能的国企只替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其管理层成员系国家雇员而不是市场CEO，也就没有国家雇员可持国有股一说。可MBO到了中国，变成了拯救国企———调动管理层积极性和责任心的“良药”，是否会出现“排异反应”，眼下实在不好说。

　　围绕国企MBO，各种声音都在刻意回避一个“私”字，其实，不论对MBO作何种“打扮”，其实质就是有限加变相“私”的过程。话说到这个份上，我惟一还想说的有两点：

　　对国企管理层的约束，若真能实现“党管干部”原则足矣！

　　行政垄断和自然垄断或二者混为一体的国企，在打破垄断之前无论如何不能实行MBO，否则实在太便宜了这类国企的管理层。因为，他们的“经营业绩”(如果有的话)主要建立在垄断保护的前提之下，凭什么要激励他们？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