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投资价值与投资生态

　　早报首席评论员 鲁宁

　　前哈佛商学院、现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先生的新著《中国改革时期的FDI》(FDI系外国直接投资英文缩写)的中译本近日新鲜出炉。黄在这部被追捧为近年来西方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改革的一部研究力作中得出一个研究结论：截止到2004年底，中国实际到帐的近6000亿元美元的FDI中，有90%落地于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唐地区，其中又有40%落地于长三角 地区。

　　假如黄的研究结论是可信的，那么经测算，多年来长三角实际吸纳的FDI总量当有2160亿美元之巨。而截止到去年末，长三角年度GDP占国内年度GDP总量约23%，在中国经济总盘子的份额接近四分之一。尽管迄今仍缺乏同一时期长三角吸纳内资总量的确切统计，但我们足以推导出如下基本结论：长三角经济持续的两位数发展，与2000多亿美元的FDI的强势拉动密不可分。而且，在国内资本总体不足的大背景下，我们还可推导出另一个结论：相对于国内资本，FDI是拉动长三角经济持续增长的主导性外部力量之一。

　　长三角区域的投资生态

　　与珠三角类似，与京津唐有别，长三角区域内的投资分布，从一开始就呈龙头城市、南北两冀各中心城市、县及县级市遍地开花的态势。由于长三角经济在改革开放年代的最初发育以乡镇企业勃兴为主要标志，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在浙江尤为显著)之路，长三角县及县级市不断进化的投资环境及实际投资效果，无论是前期还是当今，依然可与区域内的龙头城市和两冀各中心城市相媲美。正因为如此，“全面展示中国最具投资价值县市风采——首届长三角最具投资价值县市评选”活动，才具有内在的逻辑依据和外在的市场价值。

　　投资价值观和投资生态都是出现于上个世纪的经济学术语，一般而论，二者存在着因与果的逻辑关联性。从理论上说，引资方和投资方对投资价值观和投资生态的理解是基本一致的。由于市场经济仍处渐生渐长阶段，政府仍掌握着主要生产要素的配置权，通过行政手段调控市场准入、借助各种政策杠杆主导或引导投资投向，仍属长三角乃至国内投融资市场的“主色调”。因而，我们在此议论的着重于简略解构长三角各级政府的投资价值观和正在着力营造的投资生态。

　　把长三角的投资价值观和投资生态限定于“政府”，再划一条杠杠，以江浙区块为例，集中体现于上世纪未和新世纪初的大规模的改制(民营化)过程，可视作长三角投资价值观和投资生态出现“质”变的一道分水岭。篇幅所限，本文只剖析“岭”后这一阶段。

　　在这个阶段，由于先于国内其它地区总体解决了产权落地的难题，以民资、民智、民力、民有、民享为主要特征的民营经济发展较彻底地摆脱了旧经济体制的桎梏，使新的经济体制、经济形态与长三角地区固有的地理区位、地缘经济、地缘文化等诸多发展优势“发酵”组合，再加上国家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大规模开放FDI市场，致使内外资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向长三角集聚。长三角各级政府，这个阶段的投资价值观集中体现于抓住历史机遇实现两个“率先发展”的价值观、及所派生的不惜手段吸引内外资的“方法论”。

　　表现于营造区域投资生态，从大处着眼，长三角各级政府着重于两件大事：其一，注重于投资生态的软件建设，最值得认同的当属政府大幅度限权、放权和开放市场准入。其中，审改的实际进度在国内走的最快。其二，注重于投资生态的硬件建设，其中尤以各地的市政建设和区域内的基础设施建设最为抢眼。做好这样两件大事，前者出于优先品尝市场化收益所激发的意识自觉，后者首先得益于由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包括外经外贸)高速发展带来的政府财力的大幅提升。

　　“领头羊”经济亟待“升级”

　　2003年尤其是2004年年初启动的

宏观调控使长三角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折。一方面，大规模的投资受到限制；再一方面，资源紧张导致本质上仍未摆脱粗放特质的长三角经济发展模式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2004年下半年起，长三角经济发展(包括引资)出现下挫的势头至今仍在持续，越来越多的业界人士和机构对长三角的投资价值观、投资生态、投资前景提出了疑虑。

　　众所周知，尽管这些年长三角一直充当

中国经济发展的“领头羊”角色，但长三角经济迄今为止的基本面依然是加工工业。浙江姑且不论，江苏亦然(包括苏南正在勃兴的电子板块)，上海的产业置换有待时日，先进制造业于传统制造业处于“青黄不接”的尴尬境地。我们先不论上海科教兴市战略未来的实施效果究竟如何，但相对于长三角江浙区块普遍的舍“轻”谋“重”——试图依靠发展重

化工产业来刺激新一轮经济增长的价值诉求，上海决策层对未来的定位是相对理性的。

　　我们认为，长三角江浙区块的“轻”受资源禀赋、地理人文、交通区位等众多约束条件的制约，具有历史的必然性、选择性、连贯性。两地未来发展舍“轻”谋“重”的倾向，客观上属于放弃现有优势而选择固有劣势的非理性诉求。两地要做且务必快步突破的是：对浙江区块，重在提升块状经济自身的技术含量，提升工业产成品的经济附加值；对江苏区块(这里主要指苏南一块)，重在尽快安装中国制造的“中国芯”……无独有偶，我们的上述简约判断，在吴敬琏教授《发展的关键时刻——中国增长模式抉择》这一新著的“长三角篇”得到了印证。投资价值观是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上所言，长三角投资价值观和投资生态的营造着力点，的确面临着再一次“升级换代”。

　　新投资价值观的核心

　　简言之，新的立足于长三角可持续发展的投资价值观最核心的当属以下两条：其一，营造经济和社会和谐发展的和谐价值观；其二，致力于推进技术进步的创新价值观。若此二条可以成立，那么相应投资生态的营造，就该摒弃地价优惠、税收优惠、“装进篮里都是菜”的以政府招商为主的吸纳内外资方式，摆脱基础设施和市政建设为引资硬环境的单向度思维，转而将长三角相对富裕的政府财政资金，用于各类创新基金的设立和运作……

　　我们从来不认同所谓长三角投资已经饱和说。建立于实地调研之上，我们也不认同长三角土地资源衰竭说(随产业升级，土地是可以反复置换使用的，以上海实践为证)。我们相信，新的投资价值观和投资生态若能确立，足以确保长三角在未来几十年间的持续发展。

　　在中国特定的发展语境和诸多约束条件(包括区域行政分割)左右下，历史已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县市活长三角活、县市强长三角强。面对长三角内部的发展竞争，各县市要做且务必做好的首先是抓紧更新建立于发挥自身比较优势之上的、谋求可持续发展的投资价值观，并以此营造新的投资生态。这也是我们发起本此评选的初衷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