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慧：反对国企MBO 国企不产权改革也可搞好

　　李慧/文

　　在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先生对国有企业MBO提出质疑之前，国有企业的MBO改革是一片形势大好，什么MBO改革是国际惯例，什么MBO改革促进了国企负责人积极性的提高，什么国企MBO大幅度提高了国有企业的效益，等等。尽管有着不同的群众反对意见和诸多失败的案例，但是，国有企业MBO改革和ESOP改革仍然在不断地大踏步前行。直到郎咸平这个国 有企业改革的“局外人”的呼声引起群众的强烈呼应和“主流经济学家”的反对，国有企业MBO改革中的各种问题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后，国资委才正式发话，暂停了大型国有企业的MBO改革。

　　时隔不到一年，国资委又恢复了大型国有企业的MBO改革。尽管此次国资委开禁MBO改革比较慎重，并一再强调大型国有企业管理层可持股但不能控股，可是，依然引来一片比较激烈的抨击声。我们姑且不论MBO改革此次开禁后，效果究竟如何。我最想问的问题是，为什么每次改革政策的出台和施行总是听不到不同的声音呢？对于改革这样关乎千百万人利益的重大事项，政策的出台依据和流程究竟应当是什么样子的？难道公众没有知情权和发言权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里，一项公共政策的出台是极其慎重的，既需要有不同的声音，更要使其流程做到公开、合理。

　　2001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的记者采访时说：“我认为，在任何社会，除了政府之外，都需要一个机构一种力量来监督、评价政府行为。这个监督机构应该给出多方面的建议，特别是与政府不同的声音，这一点非常重要。但有些时候，有一种情况很危险，这个监督机构经济学家的观点与现实社会的事实不符。比如他们可以说不必太担心失业率，但是，政府必须要关心失业率，因为政府有自己的责任，而这个责任对经济学家来说，却没有意义。所以，专家与学者的学说理论上是成立的，但是，现实却未必可行。”

　　然而，面对国内轰轰烈烈的“郎顾之争”，有人却轻描淡写地说：“‘郎顾之争’说到家，不过就是郎教授一次成功的举报而已。” 郎咸平的胜利似乎是歪打正着，而顾雏军的锒铛入狱也似乎是完全在意料之外。理由是因为郎咸平的说话太随便了，比如郎咸平“信口开河，宣称‘国企不进行产权改革也可以搞好’，‘非主流经济学家’们随即跟着起哄。” 与之相对应的是国内一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也大多对郎咸平的观点表示不屑。有些人不仅摆出“一付国有企业改革的时候，你郎咸平在哪里的质问口吻”，甚至拿出“国有企业改革成功了，我们‘主流经济学家’是最大的功臣的架势”，似乎任何人都对国有企业改革不能有发表意见的权力。

　　在这些自封为国企改革“权威”的人的面前，学术著作等身的郎咸平似乎连发言的权力也不够，而郎咸平否定产权、MBO的观点更可谓是“荒谬不堪，信口开河”。那么，郎咸平是否真的是“信口开河”呢？就拿“主流经济学家”认为郎咸平所说的“国企不进行产权改革也可以搞好”的观点来说吧，这种观点并非就是信口开河。那么，所有制的问题究竟重要不重要呢？青岛双星总裁汪海是一个把产值不到800万元的国有企业发展到资产40多亿元的、成功的国有企业经营者，他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坦言：“所有制不是决定一个企业命运的决定因素。”可见，那些“主流经济学家”一直主张的所谓的产权改革并非就是绝对的正确有效的。

　　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但是，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并不就是治疗国企病的唯一方法。湖南物资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是全国首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企业之一，但企业改制以后反而出现了管理失控和巨额亏损等种种问题，后来企业撤消了董事会、监事会机构，只设立了党委会和经理层，又使管理变得简单有效，经营呈现恢复性增长。这说明产权改革也有失败的例子，至于那些专家们普遍推崇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国家计委投资研究所的一份调查报告则明确指出，国企股份制改造未获成功。这份报告认为我国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严重滑坡，股份制改造并未带来国有企业经营素质的整体改善，国有企业原有的痼疾并未改变。

　　这份调查报告将我国上市公司按上市时间分组，分别考察了1994年以前上市公司、1995年上市公司以及1996年6月前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考察的结果，上市公司效益下滑状况令人忧虑。从最能反映经营素质的“净资产收益率”来看，上市公司递减速度之快出人意料，这标志着企业总体盈利水平、盈利能力呈逐年递减趋势：1994年以前的上市公司1994年年终的净资产收益率为14.6%，到1997年底仅为4.85%；1995年上市的公司当年净资产收益率为19.22%，到1997年下降到12.49%；下降最为显著的是1996年上市的公司，1996年上市的公司当年净资产收益率为21.99%，一年之后下降到11.99%，盈利能力一年中竟丧失50%。按股份制、国有、民营三种类型的企业比较看，民营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为13.95%，国有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为8.11%，而股份制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仅为7.79%。

　　西南证券研究中心对2001年6月以前公布年报及已招股的1138家公司近三年来的经营状况统计分析后，也认为上市公司在筹资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盈利能力近年来持续下滑。到2002年4月30日止，深、沪两市共有1173家上市公司公布了2001年度报告，这些公司平均每股的收益率和净资产收益率分别比上年下降了32.84%和27.5%。深、沪两市995家上市公司2001年上半年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仅为1.37%。《2005年中国企业竞争力年度报告》显示：我国上市公司的平均规模远大于非上市公司，但是，从反映盈利能力的指标和资产运营效率的指标来看，我国上市公司的竞争力2001年前高于非上市公司，2001年后则低于非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可谓是现代企业制度建立最完备的中国企业了，也许这其中有上市公司初期“包装”的因素，也不否认上市公司中有某些真正优秀的企业，但上市公司总体效益滑坡的确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国家计委投资研究所的调查报告认为，我国国有企业“股”而不灵的真正原因是上市公司并未如人们期望的走向公众，绝大多数由不能流通的国有股和法人股控股的公司受不到股市的真正威胁，感受不到来自股东的压力。许多依然是由政府任命的公司经理们励精图治的意愿不强，相当一批经营者重点追求个人高收入、高在职消费，同时，又以未摆脱政府的干预和控制为理由，推脱责任，转嫁个人风险。

　　事实已经表明，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只是注重了形式上的改变，没有在建立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和严密完善的监督约束机制上找到一套有效的管理办法，而且，有的企业股份制还发展成了“关系股份制”、“少数人股份制”和“官商型股份制”，将一种有效的管理手段变成了“危险的股份制”。其实，中国股市存在投机和泡沫的现象本质，还在于制度的漏洞和管理缺陷。从1990年创始，中国股市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形成真正的投资市场环境，而却造就了中国人做事情的投机心态，无论是政府、企业、券商还是中小散户投资者，将一个规范公开的证券市场变成了一个没有健全的商业理念、商业文化和商业意识的畸形产物，横行市场的是由象中国的“球市”一样的一种潜在的规则左右着市场，而不是正常的投资理念和商业运做。

　　统计资料显示，在沪深两地挂牌的上市公司中，连续13年实施现金分红政策的只有万科A一家。2005年，中国沪、深股市又创下了6年来的新低，引发了人们关于中国股市证券交易制度是体现政治制度，还是经济制度的又一轮诘问。显然，由于中国的股市证券交易制度始终受到政策的影响，例如财产权制度的确立与责任问题，旧的计划体制和公有制的影响，监管措施与结构性障碍等等，导致中国的股市证券交易制度成为典型的政治制度的产物。在中国股市还有一种不容忽视的新生力量，那就是借壳重组的民营企业上市公司，这些民营企业借壳重组后的上市公司表现究竟如何呢？

　　《证券市场周刊》载文说，人们曾一度希冀民营企业介入上市公司重组，实现资源的优化，持久地提升上市公司乃至市场的整体水准，但是，该刊所作的大量统计结果却让人触目惊心，民营企业上市公司比国有企业上市公司更糟，“重组玩虚的，炒股玩真的”现象竟然更加集中和严重地出现在民营企业借壳重组的行为之中。通过研究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借壳重组后的上市公司出现了业绩的大幅下滑，与民营企业借壳上市之初所表现的大幅上涨截然相反。在这种借壳怪圈的游戏中，人们曾寄予厚望的民营企业勃勃生计已经荡然无存了， 疑似谎言的资本运作，劣迹斑斑的券商和无力的监管制度已成为中国股市的三大毒瘤。

　　据人民银行调查统计，截止2000年末，在工行、农行、中行、建行和交行五家商业银行开户的改制企业约半数借机逃废银行贷款本息。在这五家银行开户的改制企业为62656户，涉及贷款本息5792亿元，其中，经金融债权管理机构认定的逃废债企业高达32140户，占到改制企业的51.29%；逃废银行贷款本息1851亿元，占到改制企业贷款本息的31.96%。邓聿文先生在《规范国企改制杜绝国资流失》一文中指出，20多年来，在国有企业改革中，特别是大规模的国有企业重组中，国有资产流失比较严重。仅对1994年12.4万户国有企业清产核资调查统计，资产损失及挂账就达4438亿元；2002年，国家审计署查出由于违规担保、投资和借款以及决策严重失误等原因所造成的国有资产损失就高达72.3亿元。

　　对这样明显存在的事实，难道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就能听之任之吗？公理和良心都跑到那里去了。难道“郎顾之争”的本质就仅不过是“郎咸平一次个人的举报而已”吗？经济学界流传的一个“比较认可”的数字是，近年来，“国有资产每天流失1个亿”，一年就是365个亿。清华大学的魏杰教授从产权管理的角度评论说：“国有企业的董事长都是假的，这样的股份制改造又有什么必要呢？”“虚假的产权”对市场经济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其结果只能是给国家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事实表明，股份制改造并不是形式上的转换，而是本质上的一种企业制度和社会管理规范，假如股份制改造仅仅是作一些形式上的转换，而不是从根本上建立一种崭新的企业运营机制，那就说明这种“改制”没有任何意义。

　　近年来，社会各界对家族企业的产权制度评价尤甚，认为明晰产权就必须打破产权的家族化或一元化特征，但事实上世界500强企业中，有175家企业是家族企业。在中国的非公有制企业中，家族企业所占比重高达90%以上，家族企业的存在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这就使家族企业内部的产权管理蒙上了一层感情的色彩。应当承认，尽管部分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就整个国有企业的改革情况来说，并未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尤其是在企业的市场核心竞争优势和核心能力塑造上优势并不明显。所以，搞好国有企业绝不是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短期改革，或者说是什么样灵丹妙药就能万事大吉的，近年来，我们已经自豪地宣布国有企业脱困，但是，中国股市的残酷现实却提醒我们，国有企业建设始终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所以，香港学者对大陆国有企业改革的关注是一件好事情，不管他们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也好，或者他们发表意见的方式我们感觉上不能接受也好，但是，他们的的确确是有这个权利的，而且，我们不能够强制他们按照我们喜欢的方式，或者是顺着我们的意见发言。在这种意义上说，郎咸平重要价值在那里呢？重要的不在于他曾是跟随者，而在于他一直是思想者；重要的不在于他的什么结论，而在于他提出的什么问题；重要的不在于他提的什么问题，而在于他提出的问题是在什么时候；重要的不在于他说过些什么言论，而在于他的言论激起的浪花；重要的不在于有多少人反对他，而在于有多少人支持他；重要的不在于反对他的是些什么人，而在于支持他的是些什么人；重要的并不在他说了一些什么，而在于我们应该怎样办。有这些重要和不重要的存在，郎咸平的价值就已经足够重要的了。

　　从传统的思维角度来看，我们讲了几千年的“天下为公”，并将其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实际上还是“天下不公”，做的还是一个“家天下”。原因何在？“天下为公”的说法本是源于《礼记》一书，但是，《礼记》上所说的“天下为公”是有前提的，这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它的原文是这样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所以，这里 “天下为公”并不是一个社会的行为准则，而是在一种前提——“大道之行也”下的必然结果，但是，我们后人断章取义，只讲“天下为公”对人们的要求规范，却惟独把“大道之行”这个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忽略了，结果把“天下为公”的道德理想转化成为一种个人的道德要求。“天下为公”只是讲给别人的，轮到自己身上就只有“天下为私”的现实了，这就不得不引起我们反面的思考和探究了。

　　虽然说“天下为公”同样能激励后人的奋斗精神，但实际上却将中华民族的盛衰兴亡大业变成了既得利益之争，变成了狭隘的、没有明确公共利益目标的个人奋斗的哲学。因此， 如果没有“大道之行”作为前提条件，就不会有“天下为公”的结果；如果我们只谈“天下为公”的理想，势必就会走向 “大道之行”的反面。这里“大道”实质上就是社会的公共意识、公共结构和公共管理。《礼记》上也明白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可我们就是对此视而不见，以至于千百年来酿成了一个“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的历史格局，殊不知这一“分合”却人民带来了多少悲欢离合的痛苦，给社会造成了多么大的混乱啊！

　　古人对“天下为公”思想的理解是正确的，但是，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我们却以讹传讹的误解了“天下为公”思想的真谛。《吕氏春秋·贵公》有云：“昔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 虽然“公”与“私”是相对的，但是，这里“公”的含义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那种与“私”相对的含义，而是“道”的意思。或者说，我们要想完整地表达“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意思，而不是断章取义的表达，就不能只说“天下为公”；我们必须反过来思维，即“道”在先，“天下”在后，因为假使没有公共的事业和公共的管理，那又何来天下呢？所以，正确的表达方式应当是“公而始有天下”。“公而始有天下”才是“天下为公”的真正本意。

　　中央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上议事日程，说明中国已经从构建科学发展观的大局上，对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有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但是，构建和谐社会仅仅是一种理想化的目标而已，比之更为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稳定有序的和谐结构与和谐发展的文化来保证和谐社会的目标，离开了这种稳定的和谐结构与和谐发展的文化，和谐目标只能是一种遥不可及的理想而已。究竟什么才是和谐的本意？所谓和谐就是将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运用合理的手段与方法，使之得到圆满的解决。而和谐社会就是将这种矛盾置于一种合理的行为框架之内，运用公共管理的手段将矛盾化解。因此，如果要问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是什么？就是要大力提倡公共管理和公共秩序。

　　所以，当我们循着香港学者郎咸平的研究思路发现，他正是在对科龙、TCL等企业的研究中，发现了国企负责人利用MBO 方式攫取国家财产的不正当行为，进而针对中国股市的畸形现状提出职业经理人缺乏信托责任的概念，并在一个更大的范围提出社会公平和社会法制体系的合理建设的问题，特别是在清华大学发表的《资本主义精神与社会主义改革》演讲中，郎咸平先生非常明确地谈到了改革的方向和目标：“ 一方面要警惕马克思所批评的‘原始资本主义’在中国借尸还魂，另一方面，更要以正确的改革思维强化改革的进程，而其原则就是回归邓小平，马克思和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公有制与私有制是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重要标志，事实上这是我们对社会主义理论的过于简单片面的误解造成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最大的区别在那里呢？资本主义实际上是一种以私有产权为核心的公共管理体系，它的特征是资本至上和资本管理至上，它所依托的市场经济就是一种经济领域的公共的社会体系。社会主义也是要建立一种先进的公共社会服务体系，但是，社会主义是一种以公有产权为核心的公共管理体系，其特征是社会至上和社会管理至上，这种社会所依托的不仅仅是发达的经济领域的公共的社会体系，最主要的依托是需要强有力的社会公共道德文化。

　　在社会主义社会，私有产权虽然不再重要，而主要产权虽然是公共的，但是，没有强有力的公共管理体系，必然会对社会造成的是一种灾难，早期社会主义建设的教训就表明，生产关系太过超前，同样也会对社会的发展起到破坏作用的。早期社会主义社会的繁荣与后期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最大的区别在于：早期社会主义社会实行的是过于简单的公共管理，或者是一种通过高压政策达到的低水平的公共管理；后期的资本主义则通过高水平的产权管理和复杂的公共管理，将产权与社会公共体系建设融为一体，所以，创造了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繁荣。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只有建立在发达的公共管理基础之上，完全依靠人民大众实施自下而上的改革方式，才能取得成功。

　　所以，如果对资本主义特征与社会主义特征做一个简单比较的话，我们可以这样说，资本主义是不简单的产权管理，简单的公共管理；社会主义却是简单的产权管理，不简单的公共管理。现代化的核心是公共管理的现代化，其核心是文化体系的建设和约束行为的组织化。曾经担任联合国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席的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内提出了“短缺经济学”的理论，他认为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各个经济发展时期都存在着不同的短缺，而社会主义普遍和长期存在的短缺现象的主要原因，不在于政策的失误，而在于使企业预算约束软化的社会经济关系和制度条件，实际上科尔内所指的就是相应的社会治理结构和健全的公共管理体系。

　　几千年来，由于中国人很少在结构方面上下工夫，所以，社会公共结构和公共管理是我们最弱的一块“短板”。应当说，我们过去主张“天下为公”伦理道德思想，出发点和用意都是好的，也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天下为公”却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沿革中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这些人都打着“天下为公”的旗号，自称是代表民众的利益，维护的是所谓的正统的国家统治，实际上却是把天下归为己有，尽干的是与“公”无关的勾当，因而，它并不能成为我们社会普遍的道德行为规范。这种所谓的“天下为公”主张，是与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的治理结构思想体系相矛盾的。

　　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才能被称为大国？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中曾提出四个判断标准：一是经济发达；二是军事强大；三是科技雄厚；四是文化上富有吸引力。中国要想成为在世界上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国，这四个方面缺一不可，但其中最重要的是文化上要有足够的吸引力。所以，我们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主张，就是要使政府的工作重心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 “以建立公共管理体系为中心”的目标，并最终实现建立“卓有成效的社会公共管理体系”，形成“文化的吸引力与号召力”。就是要让过去大政府的管理让位于大社会、小政府的管理模式，就是要让一统天下、大包大揽的政府管理让位于大公共管理体系的管理模式；就是要用良好的社会治理结构和规范的公共管理，促进和引导经济的良性循环发展，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与时俱进的新的文明，使之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真正强大的推动力量。

　　因此，社会公共管理体系的建设是至关重要的，甚至超出了经济建设本身，而和谐社会的建设围绕的中心实际上就是讲公共管理体系的完善和规范。公共管理是一种有组织的社会行为规范，目的是建立社会公平。公共管理的结构包括社会管理、政府管理和个人管理三个结构层次；公共管理的内容涵盖了科学管理、文化管理与法制管理三个层面的内容，这三个结构层次和三个层面的管理内涵，最终使公共管理不同于一般的任何一门管理体系，因此，公共管理也称得上是一种比较系统的大管理体系。我们现在习惯讲“稳定”，但是，究竟什么才是稳定？歌舞升平就是稳定吗？不是。到处指责就是稳定吗？不是。稳定并不是整齐划一的死气沉沉，稳定最重要的是关注社会的动态发展和社会管理的水平，保持稳定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能保持平衡的结构。

　　社会主义不是暴力，而是一种先进的民主制度，尽管在后来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实践中，这一理论曾被践踏和歪曲，但是，它的民主性却是不容质疑的，因为，消除阶级矛盾、消除不平等的制度本身就是最大的民主，在社会主义的前面还必须加一个大大的“民主”二字，才能使人们永不忘记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我们过去常常把古人所讲的“大同”单纯地理解为一种绝对的统一，其实，古人所讲的“大同”并不是一种绝对的统一，它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称之为和谐的东西。构建和谐社会是古已有之的一种社会观念，我们今天重新把构建和谐社会作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并不是我们现代人就没有这种粗浅的意识，而是要站在一个新的高度赋予构建和谐社会以崭新的内涵。因为至今我们呼吁了多少年要建立包括经营哲学、行为准则和人格追求在内的经济伦理规范，始终是一种空中楼阁，中看不中用的摆设。所以，当我们认真地反向思考这些现象的时候，必须全面正确地理解中央提出的和谐社会本质。

　　由于缺乏有效的公共管理概念，政府的行政行为往往处在不公开的神秘行政状态，因为只是对领导公开和负责，缺乏对公众公开的行政和公共管理，因而，政府往往是辛苦做了事情，群众还不理解，可一旦出现问题时，群众却在埋怨政府，导致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关系紧张和矛盾加剧。一个拥有完备的公共管理体系和价值体系的社会，不仅是对市场经济的最高要求，更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行至关重要的保证。市场经济并非是没有任何约束的经济，市场经济必须要在完备的公共管理体系内施行，并在价值体系的约束下运行，国家的责任就在于从公义的角度协调社会的公共管理，并维护这个价值体系的有效性和权威性，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主要的任务。“公而始有天下”才是和谐社会的核心，也是和谐社会所普遍遵守的行为准则，也只有构建起完善的社会公共管理体系和健全的管理制度，才可能有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真正和谐发展的“大同”天下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