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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贵峰
河北省威县是个“普九达标县”，按照达标要求，义务教育的辍学率不应超过3%。但事实是，该县每年初一入学学生1万多人，初三中考时只剩下4000来人，三年流失6000多人。这意味着，该县的辍学率实际上是60%，20倍于3%的标准，而在威县贺营中学，三年总辍学率更是高达近90%。(《新华网》11月9日)
显然，这种触目惊心的辍学现象，绝非河北威县独有。据此前东北师大农村教育研究所对辽宁等6省14市17所农村初中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学生平均辍学率超过40%(《中国青年报》2004年6月14日)。和威县一样，家长们的“读书无用”论，被认为是造成大面积辍学的根本原因。
在科教兴国方针倡导多年的背景下，“读书无用”论为何还会一再出现，并且如此有市场？“读书无用”背后究竟“无用”的是什么？我想，这是一个任何关心教育事业的人都不能不认真面对的问题。笔者想从经济学的视角，尝试对此做一点分析。
依据经济学原理，任何产品的“有用性”，都是由两个方面构成和决定的：即外在的使用价值和内在的劳动价值量———制造(培养)成本。这意味着，一样产品若要“有用性”大，就必须使用价值足够高而制造(培养)成本足够低。通俗地说，也就是“价廉物美”，反之，若“质次价高”，“有用性”小乃至干脆“无用”。依据这一分析，如果我们把“读书受教育”也看做一种产品的话，那么就会发现，与其他任何社会产品一样，都有使用价值和制造(培养)成本问题。
先看“使用价值”。虽然“素质教育”作为口号已喊了多年，但从全局尤其就农村教育来看，“应试”仍然是其本质。一旦进一步升学无望，“应试”这种技术和能力，显然“无用”。所谓“种田不如老子，养猪不如嫂子”，“读了十几年语文，仍然写不通文章”。
再看培养成本。这方面的数据和例子更是不胜枚举：最近的一个数据是，安徽省城调队调查显示，一般平均教育支出占家庭收入的近四成，农民培养一个大学生需要18年的收入。而与之相呼应、流传已久的民谚是“一人读书，全家吃糠”。另有统计显示，目前的大学学费比较1989年，增加了25～50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只增长了4倍，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3倍，大学学费涨幅10倍于居民收入增长。(《人民日报》11月7日，《望东方周刊》2004年9月8日)
不难看出，使用价值低下———无法赋予受教育者切实的生活技能、人生素质，而培养成本畸高———远远超出了居民尤其是农民的实际承受能力，是不争的事实。用河北威县学生家长的话说就是：“念也考不上，考得上也供不起，供得起也找不着工作”———这样的读书，岂能不“无用”？
可见，家长们的“读书无用”论，与其说是无知，不如说是无奈，是对教育这一公共产品“质次价高”的无奈。如果作为“百年大计”的教育(读书)都这般无用无奈了，一代青年人的前途命运、国家民族的前途会如何？这已远不是用简单的数字分析可以说明的经济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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