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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轩
自香港教授丁学良发表“国内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的著名言论后，一石激起千层浪。随后，两大媒体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公众信任率超过10%的大陆经济学家仅有吴敬琏一人。这一数据更是将经济学家这一群体推向了舆论讨伐的风口浪尖。
11月8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的《我为主流经济学家说句话》，站在了一个冷静的角度对问题进行了思考。文章结尾指出：“试想，采取这样的调查形式，让公众对其他领域的学者，以及教育、卫生、新闻等领域的人投票，结果会如何？”我想这就指出了问题的实质，这次针对经济学者的调查，完全是一个可以预知结果的调查。造成这个结果的根源，在于现阶段，我国的利益分配格局还不能让多数民众满意。
也正因为能预知结果，社会调查才不会轻易地搞大范围的信任表决。假设现在有香港学者说×部门讲真话的官员不多于5个，此时，面对“你相信×部门官员吗？”的调查，结果会如何？所以，我们不仅要看调查数据，更要看数据背后的真正原因。
有人会说，经济形势一片大好与多数人对现状不满意，是否矛盾？今年第18期《半月谈》上有篇谈社会预警体系的文章，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王二平博士通过他的一项“城乡居民社会态度调查”表明：“群众的满意程度和当地GDP水平没有显著关系，但与当地政府的政策和行政措施显著相关”。我国的经济发展确实很好，但在利益分配格局上，还存在很多没有理顺的矛盾。面对房价越来越高、学费越来越贵、医疗越来越黑，而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却还限于少数人享有这样的现状，多数普通民众在利益分配方面的不平衡感加剧，与既得利益集团对立的情绪加重，进而导致对社会政策的疏离和不满。其中，少数利益严重受损者，会把不满用极端方式表达，而多数成员会以温和的形式表达，选择对包括主流经济学家在内的利益集团投不信任票，便是表达不满的途径之一。可以断言，在现有社会问题未得到较大改变的情况下，任何类似的调查，无论是针对经济学家，还是针对房地产商等等，都不可能获得令人满意的数据。
只是，对于一个普遍认知的原因，要明白无误地表达抑或承认却并不容易。原因之一是我们的某些固有思维在回避“不满”这一词汇，容易把对现状的不满，引申为对政治制度乃至意识形态的不满。在这种指导思想下，调查数据的大小就显得敏感，一般的调查在设置选项方面也就避而不谈。其实，对社会发展进程中发生的诸如利益分配不公等具体现象的不满，是向上的车轮，民众的不满更是政府加大改革力度的动力，而科学的调查数据也是政府科学制定发展方针的依据。因此，我个人倒认为：不妨以此次针对经济学家的信任投票为契机，更加科学地设置课题，把民众支持率或信任率的测评常态化，在适当的时机可以引入对重大决策、政府机构乃至政府官员的公开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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