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中方案或肮脏浮动：新加坡印度汇率改革镜鉴

　　本报记者 徐以升 发自北京

　　就像经济学家张曙光提出的那样，人民币汇率有两个关键问题：一是汇率体制，二是汇率平价，目前的焦点在汇率平价上，但根子却在汇率体制上。上世纪80~90年代，部分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先后完成了由固定汇率制度向浮动汇率制度的转变。在人民币汇率制度讨论升温之时，退出盯住汇率制度的新加坡和印度的汇率制度也引起了国内专家的广泛关注。 日前，本报就新加坡和印度案例采访了部分金融专家。

    新加坡折中方案

　　不少接受采访的经济学家将新加坡实行的汇率体制方案称为“一个不错的折中方案”，有经济学家表示，它既能让中国宣称已实现提高汇率体制灵活性的承诺，又不至于一下子对资本流动门洞大开。

　　新加坡自1981年以来开始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种制度介于人民币现行的与美元挂钩的制度以及美元在市场作用下自由浮动的制度之间。新加坡元的汇率与新加坡主要贸易伙伴国的一揽子货币挂钩，行使央行职能的新加坡金管局并不对外宣布这“一揽子”货币的构成，金管局会根据进出口贸易的变化在必要时对其构成进行调整。

　　事实证明，新加坡的汇率政策对国内生产总值仅为零售巨头美国沃尔玛公司年销售收入一半的小经济体非常有效。从1981年至今，新加坡人均收入大幅增加，但通货膨胀仍在控制之中，且利率保持在低位，这大大刺激了国民的消费支出。此外，新加坡实行这种“一揽子”挂钩制度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它对外国商品和资本全面开放，因此，实际上它难以控制本国利率。

　　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认为，扩大汇率浮动范围，并宣称将中心汇率盯住“一揽子”货币的方案，可以解决由于盯住美元而带来的人民币兑其他货币普遍贬值的问题。

　　但马骏认为，这种方案也面临一个重大困难：即浮动范围有限，如果由于国际收支平衡持续很高或很低，使得人民币对整个“一揽子”货币必须长期升值或贬值，这种体制就无法容纳这种升值或贬值，最终会导致被迫放弃该体制而作一次性升值或贬值。换句话说，这种体制虽然较盯住美元更具灵活性，但也可能无法长期存活。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张碧琼教授对记者表示，新加坡方案是有一个浮动的区间，但政府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比如加宽幅度等等。从增加区间的方式来看是可以为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借鉴的，但中心汇率的确定不一定要采取盯住“一揽子”货币的形式。

　　她认为，扩大汇率浮动范围并将中心汇率盯住“一揽子”货币，允许中心汇率在某些情况下对“一揽子”货币升值或贬值的这种模式，只是适合较小经济体，却难有独立的货币政策，而这对中国这样国内经济状况十分复杂的大国来说，独立的货币政策又显得十分重要。

    印度“肮脏浮动”模式

　　印度“肮脏浮动”(Dirty float)的汇率体制模式也受到了经济学家的关注。马骏就建议，人民币可以实行类似印度模式的“肮脏浮动”。

　　所谓肮脏浮动，即让汇率在随时可改变的范围内灵活浮动，但具体幅度不公布，中心汇率参考但不盯住实际有效汇率，并容许中心汇率随时对所参考的“一揽子”货币升值或贬值。

　　在该模式下，中央银行内部计算若干种实际或名义有效汇率的模型，模型计算的结果作为参考目标，指导中心汇率的中长期走向，但在短期内不必拘泥于此参考目标的指导。我国台湾地区采取的也是类似的这种模式。

　　在此体制下，短期内汇率可以根据国际收支变化情况明显偏离实际或名义有效汇率。在过去十年内，印度的实际有效汇率在其长期平均值上下5%左右波动；台湾地区的名义有效汇率过去四年间在上下4%左右浮动。但中央银行不必公布浮动范围和中短期偏离实际有效汇率的方向，以保持国内货币政策手段(如利率)的主动性。

　　马骏表示，这可以使中国的汇率具有充分的灵活性，同时保证中国在货币政策选择上具有足够的独立性。换句话说，在这种体制下，调整国内利率时不需过度担心对汇率产生的影响，即利率政策不会被汇率体制“牵着鼻子走”。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殷剑峰对记者表示，不管方案如何，但现在各界达成的共识就是，退出盯住汇率在步骤上要在资本项目开放之前，即在目前的情况下不能盲目尝试资本项目开放，尤其是短期的资本项目。殷剑峰表示，在由相对固定的汇率制转向浮动汇率制之前，还应该积极促进利率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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