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贝莱德CEO芬克：如何成为新一代华尔街教父

　　专访贝莱德CEO芬克：如何成为新一代华尔街教父

　　30年，规模从不到10亿美元增到超过6万亿美元，贝莱德管理的资产规模多于任何银行、保险公司和资产管理业对手方，甚至超过日本去年GDP的总量，而日本经济规模在全球经济中排名第三，仅次于美国和中国。

　　30年，历经多轮经济周期，前行道路上不断有巨头倒下，贝莱德却很少有受到重创的时候，相反它却经常在市场脆弱的时候出手并购，把好的投资人和机构纳入旗下。

　　作为贝莱德的创始人，芬克曾是债券交易员，他曾一年赚数亿美元也曾巨亏，这让他意识到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并由此出了一个名为阿拉丁的投资管理整合系统，在大手笔研发投入支持下，贝莱德的阿拉丁系统已经远远胜于市场上其他的竞争对手，享誉资管界。

　　依靠强大的风险管理能力和创新意识，贝莱德在30年间成为了伟大的投资管理机构。

　　如今，芬克将中国列为贝莱德下一个30年三大战略重点之一。

　　未来，贝莱德靠什么征战中国市场？这里有一篇来自财新记者对芬克的专访，从中你会找到答案。

　　来源|《财新周刊》 2018年第33期

　　作者|  财新记者王力

　　资管巨擘贝莱德创始人芬克接受财新记者专访，谈贝莱德为何在金融危机后崛起，又怎样避免成为《滚石》当年描述高盛的“吸血鬼乌贼”。

　　今年正值贝莱德（BlackRock）创立30周年，而其创办人及CEO、65岁的劳伦斯·芬克（Larry Fink），已然成为金融危机后的新一代“华尔街教父”。

　　他一手打造的全球最大资管公司贝莱德，作为首批入华的十几家外资资管公司之一，不久前在华发行了首只境内私募基金。他将中国列为贝莱德下一个30年三大战略重点之一，也坦陈这需要“时间和耐心”。

　　贝莱德崛起速度很快，股价在1999年上市后累计攀升近3400%，而同年上市的高盛股价累计涨幅约400%，1997年上市的互联网巨头亚马逊同期累计涨幅2500%。

　　2006年，贝莱德在收购美林资管后成为全球第二大资管公司。2009年初，以135亿美元收购了巴克莱全球投资者公司（BGI），借此贝莱德管理资产总规模和ETF业务规模均跃居全球第一，管理资金6.3万亿美元，仅2017年就有1万亿美元的流入。

　　自上世纪90年代初研发的阿拉丁（Aladdin）大数据风控平台，帮助贝莱德从八名员工蜷在一间屋子里的创业公司，演变成全球最大资管公司。

　　如今，阿拉丁系统为全球逾200家机构管理的约14万亿美元资产提供风控模型，进而指引着全球逾20万亿美元的资产，这一规模比美国经济总量还略高。

　　去年，芬克大手一挥，将近年承压的人工选股业务，重组为利用AI等量化手段的主动投资部门，一度引发外界躁动。

　　科技及大数据方面的专业优势，当然也已被贝莱德作为在华私募基金的卖点。在美国、日本、墨西哥以及不少欧洲国家，贝莱德都是最大的养老金管理机构。在中国，贝莱德也在为几家大型主权机构投资者管理海外投资。

　　全球金融危机后，华尔街的权力和声望从卖方投行向买方资管公司转移。作为擅长被动投资的贝莱德掌舵人，芬克成了各国政府高官和华尔街巨贾咨询最多的人之一。

　　但芬克也有过从“华尔街神童”跌至人生谷底的经历。

　　今年4月，芬克晋身“10亿美元富翁”，这在美国富豪榜上虽然排不进前400名，更远远落后于同样经全球金融危机声名大振、身家已170亿美元的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因为在创业的头几年内，贝莱德的几位创始人一直拿相同的薪水，至今芬克也只持有贝莱德0.7%的股份。

　　芬克与中国监管层也保持着密切沟通。他是2018年2月底时任中财办主任刘鹤首次赴美斡旋期间会见的五位美国企业界高管之一，其他四位是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戴蒙（James Dimon）、高盛总裁（今年10月即将接过CEO之位）索罗门（David Solomon）、波音国际总裁马爱伦（Marc Allen）、安达集团首席执行官格林伯格（Evan Greenberg）。

　　让“狐狸”与“刺猬”结婚

　　全球金融危机后，长期低利率、低波动的宏观环境，加速了上世纪70年代已露苗头的、从主动型基金向被动型基金的转移。

　　贝莱德虽以被动投资闻名，但仍有规模逾1.5万亿美元的主动管理业务。其中，规模近3000亿美元的主动型股票基金业务近年回报低于业内均值。据国际基金评级机构晨星的数据显示，该基金三年的平均年度收益为4%，五年的平均年度收益为7.3%，而业内均值分别为5.3%和8.8%。

　　2017年3月，芬克在内部启动代号“君王”的秘密项目，统合了原本各自独立的基本面主动股票部门和系统化主动股票部门（SAE），包括七名基金经理在内的近40位传统选股团队人员被解雇。

　　一时间，媒体上充斥着诸如“全球最大资管转向！贝莱德开掉七个基金经理投奔机器人”的标题。今年2月，贝莱德在美国加州设立AI实验室，金融时报（FT）也以“贝莱德押注算法打败基金经理”为题进行了报道。

　　但当财新记者问及，AI或机器是否真的能在无人干预的情况下做好投资时，芬克一口气连说三个“不”。“我还看不到这样的前景。在我看来，AI的作用是辅助人的判断。”

　　SAE团队目前共有约80位基金经理和分析员，研究方法借鉴自学术界：一位分析员基于机器学习、自然语言识别等技术手段提出一个投资点子；另一位团队成员尽可能在一周时间内驳倒这个点子；然后由团队内的评委会决定，该点子是否被应用于投资，以及给它分配多大权重。

　　截至目前，SAE团队累计提出并应用了超过1000个点子。例如，通过实时监控、分析知名招聘网站Glassdoor上用户对不同企业作为雇主满意度的打分和评论，来预测企业股价走势。

　　不过，在今天快速变化、已较为高效的美国市场中，这样的点子能提供的指示效应衰退很快，所以SAE通常给新点子分配更高权重，并随着其有效性衰退，逐步降低权重。当前，SAE仍在使用中的点子逾100个。

　　SAE联席投资主管沈宇青认为，SAE相比其他量化投资者，其优势是传统基金经理能带来的专业知识。

　　因算法黑箱、羊群效应等问题，引发了2007年8月的“量化地震”，此后利用机器筛选海量信息成为努力的焦点。2010年到2017年，量化共同基金的资产管理总额从逾2000亿美元增至逾7000亿美元，涌现出众多由电脑和算法驱动的量化基金。

　　“有关AI的一个危险想法是，认为它可以解决世上所有的问题。”沈宇青说：“AI可以综合海量信息，但长期的趋势、政策、突发事件等仍需人去判断。”

　　狐狸知道许多事情，刺猬则知道一件大事。根据哲学家以赛亚·伯林的这一框架，传统基金经理就像刺猬，深入了解某个领域里的几只证券；量化投资者则像狐狸，对很多证券都了解一点。贝莱德主动股票投资业务全球主管Mark Wiseman去年曾在内部这样表示，“如果他们不想与算法结婚，可以离开。”

　　Wiseman近期透露，目前，SAE已在帮助海外投资者配置中国A股资产。

　　“至少从我们的经验来看，我们对A股的量化策略应用很感兴趣。”沈宇青告诉财新记者。

　　在贝莱德内部，曾流行这样一句话：“那个新来的基金经理，被阿拉丁过了吗？”

　　阿拉丁系统代表着传统金融机构风控系统的最高水准，涵盖除投资决策、交易、头寸、现金、运营管理等几乎所有前中后台功能，这被看成贝莱德能有今天之成就的关键。“阿拉丁不只关乎风控。”芬克说。

　　2008年金融危机前，贝莱德一度曾是住房抵押贷款证券（MBS）市场最活跃的参与者，但在次贷危机爆发前，依赖阿拉丁的“探照”，贝莱德及时缩减了MBS头寸，而同期其他许多华尔街机构因未能提前抽身而破产或陷入困境。

　　美国监管者发现了贝莱德这一独特能力，在2008年3月，美联储委托贝莱德对贝尔斯登的资产进行风险评估和定价，协助其清算及被收购过程。

　　当年9月开始，贝莱德又先后被美国、荷兰、瑞士、英国政府授权，协助它们对AIG、荷兰的ABN AMRO和ING、瑞银、苏格兰皇家银行等问题机构进行纾困。贝莱德“实质上成了华盛顿对华尔街纾困的首要管理者”，《名利场》杂志这样写道。

　　纷至沓来的政府合同，是贝莱德跻身少数几家于危机中做大的金融机构之列的重要原因。在芬克看来，这得益于阿拉丁在2008年已是全球领先的风控平台，当然也因为贝莱德不面临华尔街卖方投行的利益冲突。

　　如何理解阿拉丁系统？就像车行道和人行道之间的道牙，它保证车辆不跑到人行道上。芬克解释说，彭博终端可以作为一个不错的（单只）股票分析平台，阿拉丁则是一个投资组合分析平台。

　　1993年，一位名叫Jody Kochansky的年轻人，将每日需要人工比较风险报告的工作，通过编程让机器代劳。

　　今天已是贝莱德首席工程师的他解释道，可以把阿拉丁想象成，为数以千万计的投资标的（证券）风险进行分析。其中，每只证券的分析都是基于对几百万个可能情境的模拟，一个模拟对应一个经济情境，每个模拟都基于阿拉丁搜集的所有相关数据点，综合得出每只证券在不同环境下的风险水平。

　　但很快，Kochansky的团队意识到，要了解整个资产组合每时每刻的风险水平，光知道组合中每只证券的风险属性还不够，还得了解每只证券的持有头寸，更为关键的是，如果头寸与风险分开测算，风险评估总是会落后交易一拍。于是，管理头寸、交易的系统也被植入阿拉丁。

　　例如，在1994年的“债市大屠杀”中，通用电气需要甩卖一笔资产，但由于属紧急出售，获得的报价很低。贝莱德接过该任务，在阿拉丁系统的实时风险管控下，分批出售该笔资产，获得了较好的价格。

　　掌握了各自资产组合的风险属性，基金经理们下一步很自然地会投资新标的证券。阿拉丁于是又引入了能自动平衡组合、调整可能引入的风险的功能，可以计算拿出一只股票、放进另一只后，整个组合的风险属性会怎么变化。

　　芬克说，在实际运作中，基金经理可以随时加入或者调整他们的市场看法和假设。假设有25个客户的投资组合都追踪某个基准指数，技术上阿拉丁可以保证这25个客户组合的风险收益属性一致。“这一点没有多少人能做到”。

　　当今全球10%的金融资产都用阿拉丁的模型“看世界”，这会否造成羊群效应，市场风险和波动会否随之放大？对此，Kochansky回应称，阿拉丁并不下投资指令，“只是告诉你，你持有的资产风险水平几何”。

　　对于仅使用阿拉丁系统做风控的200多家外部企业来说，尽管用的是阿拉丁模型，但是跑的都是各自的数据，再加进自己对市场的看法和假设，阿拉丁系统输出的是风险水平，并不指使人怎么做。

　　“我们有比任何人都多的市场数据。”芬克曾毫不谦逊地表示。

　　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全球合伙人、大中华区金融与保险行业负责人何大勇认为，其优势还在于历经多次危机和不同经济周期的不断训练和调整。

　　从“小镇青年”到“华尔街教父”

　　芬克生于洛杉矶郊区一个小镇的普通中产家庭，父亲经营一家鞋店。大学期间，芬克帮父亲卖鞋，曾坦言“从未想过洛杉矶之外的人生”。但等他大学毕业后去往华尔街、手上戴上了绿松石钻戒后，他当时的一位同事描述，“他总是想要更多，你能感觉到他巨大的野心。”

　　一位“小镇青年”是怎样变得雄心勃勃的？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商学院毕业后，芬克听从教授的建议，去往纽约，在第一波士顿交易债券。

　　1982年，他将电脑带进交易大厅。几年间，他一路晋升，成为第一波士顿史上最年轻的合伙人。那时正逢华尔街的债市拓荒年代，芬克的团队在那几年中为公司带来数十亿美元收入。他也自我感觉良好，“我们就像华尔街上的摇滚明星，我走在成为CEO的路上。”

　　正当志得意满之时，一笔“结束职业生涯的巨亏”突然到来。1986年二季度，他的部门基于他对利率会攀升的判断交易按揭贷款债券，但美国利率突然走低，令他们损失1亿美元。转眼之间，人人都开始对这位“华尔街神童”避而远之。

　　“我以为自己已经吃透了市场，但世界在改变，问题出在没有风控工具来管理风险。”他在回忆中加快语速，“在获得创纪录利润的前一年，我本该被解雇，因为对承担了多大的风险毫无意识。”“有快两年的时间，我丢失了自信，我从未原谅自己。”

　　他也意识到，买方机构几乎完全依赖卖方来做风控，缘于没有一家买方机构像第一波士顿那样，对电脑和科技进行巨大投入。他最终作出转战买方的决定，并在14天后，创立“搭建在自己失败废墟上的公司，之后再未回头”。

　　“质疑一直是驱动我的力量。”他对财新记者直言，“我们都深陷日复一日的琐碎工作。但是如果你不停下来，搞明白你所做之事的意义，那这就只是一份工作，你感觉不到和它有任何联系。”

　　继2006年收购美林的资管部门后，贝莱德在2009年决定以135亿美元收购BGI，当时很多人都质疑深陷危机的全球经济是否已触底，并不看好这笔当时资管业最大手笔的收购。事后，这笔交易被认为是华尔街近年最精明的一笔交易，也使得贝莱德一举成为全球最大资管公司。

　　此后，芬克的想法和观点也更加被各方重视。他成了金融危机后各国政府高官和华尔街巨贾咨询最多的人，包括摩根大通和摩根士丹利CEO在内的华尔街巨头。他也是那期间成为与时任纽联储主席、危机后接任财长的盖特纳通话次数最多的金融家。

　　他的雄心原本并不止于华尔街。当年芬克从黑石（Blackstone）的“屋檐”下出走而自立门户，年中就将时任加拿大养老基金投资公司（CPPIB）CEO的Mark Wiseman招至麾下，被解读为是他为自己可能前往华盛顿做的准备。2016年，他被认为是总统候选人希拉里的财长人选。

　　上帝还是“吸血鬼乌贼”？

　　“你实质上成了流动性的最终提供者——在央行之外。”时任德银CEO John Cryan在2016年的一场对话中对芬克这样直言。

　　在今年年初致全球CEO的信中，芬克“越界”呼吁全球企业应对与各自商业模式相关的社会和环境问题，激起一阵波澜。

　　“我怎么不知道芬克变身上帝了？”一位亿万富翁如此揶揄。

　　几天后的达沃斯论坛，有人诘问，类似菲利普·莫里斯（全球最大烟草公司）那样的企业怎么办？当时芬克的回答并不令人信服。但2018年2月美国佛罗里达州发生校园枪击案后，贝莱德于4月推出一个新基金，让投资者可以彻底摆脱枪械零售和制造商的股票。

　　在年初发出致全球CEO的信后，芬克直言，有价值观的利润，对企业长期盈利和生存至关重要。为此，他将贝莱德的“投资护卫小组”人手翻倍至逾70人，并安排他颇为倚重的联合创始人Barbara Novick负责，一副要在贝莱德持股的全球数千家企业中扮演更积极股东的架势。

　　企业应更多为社会考虑，是否主要因为今天的政府无暇应对社会、环境等问题？芬克回应得委婉，“政府很难全做下来。”在他看来，这也缘于社交媒体让负面信息日益透明，还需考虑“千禧一代在看重产品和服务之外，越来越重视企业行为是否对社会有益”。

　　金融危机后，华尔街的权力和声望从卖方投行向买方资管公司转移，贝莱德与先锋领航、道富集团三家善于被动管理的公司成为标普500指数90%公司的最大单一股东。

　　此时已是“巨无霸”的贝莱德，也引发了是否“大而不倒”的担忧。但迄今，全球监管者还未回应呼声，决定是否将贝莱德列为全球系统重要性机构。

　　对投资来说，逾6万亿美元的规模会否对调仓和收益率带来负面影响？芬克并不这样认为，“别忘了，我们多数资产还是被动管理的。”规模在他看来，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包括帮助贝莱德在过去十年内为投资者减少了2.5亿美元的费用。

　　还有人质疑，走大而全、“超级市场”模式的贝莱德，在一些专业性服务上做得并不出色，成功更多受益于与科技大势有关的马太效应。

　　2016年春天，芬克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的一次会上对上百位高管说：“我们不能让人把我们称作‘吸血鬼乌贼’。”这个词曾是《滚石》杂志对高盛的描述。

　　当财新记者在专访中再次提及这个词，芬克点头一笑，说道：“如果能通过持续的谈论，来保持客户至上、一个统一平台，全球‘同一家贝莱德’的文化，就不会成为‘吸血鬼乌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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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常福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