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大咖齐聚谈金融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

　　金融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再次成为今日金融业热议的话题，这是为什么？

　　8月11日，第二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举行主题为“金融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全体大会。央行原行长周小川、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胡晓炼、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国家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证监会原副主席姜洋、央行国际司副司长郭凯等金融业大咖悉数出席，就金融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发表自己的看法。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昨日央行发布的《2018年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新增了关于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金融业对外开放方面的表述。包括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完善人民币跨境使用的政策框架和基础设施， 坚持发展、改革和风险防范并重。

　　按照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原则，与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资本项目可兑换程度相配合，在重视防范金融风险的基础上，大幅度放开金融业对外开放， 提升国际竞争力。拓宽中外金融市场合作领域，建立健全公开透明、 操作便利、风险可控的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

　　这或许也意味着，从政策层面，未来资本项目可兑换配合金融对外开放可能会有更多新举措。

　　周小川：人民币国际化要保持低调，不能调门太高

　　周小川在会上主要从人民币国际化的历程回顾、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关条件和国际规则、人民币国际化利弊分析及下一步需要注意的问题等方面发表看法。

　　尤其是对于未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有哪些方面需要注意？周小川主要说了四个方面：

　　一是保持低调。因为人民币国际化不是我们自己说的，是要市场参与者愿意用人民币。所以，我觉得不要把调门唱得太高。另外，它也是比较长期的任务。调门如果太高，反而引起不必要的猜想，而且和你在人民币自由使用在各个领域中所占的比重也有点脱节，不要说太多。

　　二是要有所取舍。由于对利弊分析不完全一致，但是你总是要选择一部分、放弃一部分，什么都想要，往往是做不到的。一个国家不能够你觉得好的事都想要，有时候两件事你只能要一件。

　　三是要持之以恒。有些事要坚持多少年才能逐渐有结果，如果把一些制度性的安排当成调控性工具不太行。但这并不是说固定是好的，特别是汇率，不是说固定汇率是好事。就像是亚洲金融风波的时候，泰国固定汇率缺少调控机制，结果货币贬得倒很快。

　　四是避免制度安排出现摇摆。经济发展会有变化，出现变化就要采取对策，但对策要顾及多个方面，如果一些制度安排出现摇摆性的变化后，会对人民币国际化等一些长远性问题产生不利影响。

　　胡晓炼：全球美元回流 人民币国际化应趁势而为

　　胡晓炼在会上表示，当前国内外环境都在变化，从内部看，随着经常项目顺差收窄和跨境资本流动，人民币流出的客观条件更为成熟；从外部看，美元回流是大势所趋，这对人民币流出也提供了条件。因此，上述国内外条件要加以利用，人民币国际化过去是顺势而为，现在可以趁势而为。

　　她表示，从美元供给的中期趋势看，美元全球供给收缩的概率较大，国际货币体系处于相对比较紧的状态。

　　相比之下，中国处在稳中有变的大环境下，这对于认识人民币国际化有新的视角。胡晓炼称，一方面，中国储蓄率下滑的趋势不可避免，这主要是受人口老龄化、年轻一代家庭的负债率快速上升等因素影响。因此，未来中国的经常账户持续大额顺差的局面可能会出现变化。

　　另一方面，在财政赤字方面，中国的规模不小的隐性债务问题已成为业界共识，但解决隐性债务问题需要一定时间且难度较大。中期看，我国实际的财政压力不容忽视。

　　“因此，中国经常项目顺差的收敛是上述两个基本面变化的反映。”胡晓炼称。

　　另外，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持续，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会有所下降，但开拓新市场也需要时间，因此，中国过去长期大额的贸易顺差可能不会持续。服务贸易逆差虽然有望改善，但难度依旧大，尤其是我国服务贸易主要项目的国家竞争力在中期看仍难以与发达国家抗衡。

　　此外，胡晓炼表示，扩大金融对外开放后，资本项目可兑换是绕不开的话题，未来应该在更大程度上便利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进一步开放国内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提高金融监管的专业性、透明性。

　　余永定：央行应该加强与市场沟通，明确不会对汇率干预

　　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表示，央行应该向市场明确不会执着于保住某一汇率点位，并坚持停止对外汇市场的常态化干预，这样可以在此轮人民币汇率波动时实现汇率体制改革在“润物细无声”中完成。

　　“央行应该坚持不进行常态化干预。市场对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破7问题很关注，但我觉得6.9和7没太大区别，执着于某一点位是非理性的，央行应该加强与市场的沟通，明确不会对汇率进行干预。”余永定称。

　　余永定还表示，受国内外形势影响，对于可能会出现的新一轮的资本外流和人民币贬值潮要做好准备，具体来说，跨境资本管理不能放松，要仔细检查是否存在资本大规模流出的渠道，如债券通、沪港通、深港通，以及数字货币是否也会成为资本外逃的新工具等。资本流动跨境管理已经实现常态化，未来应该继续坚持，特别要注意不能临时抱佛脚，等到出事才管制，这样容易加速资本外逃。

　　刘世锦：金融等行业监管存在懒政表现，监管者要勤快起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表示，任何领域的对外开放要先对内开放，以往一个重要教训是对外开放之前未能对内开放，尤其是对民营经济开放，甚至对外资开放了，对国内民营企业仍未开放，例如汽车行业。有的行业国际竞争力不强，往往不是中国人、中国企业不行，而是没有给最有本事的中国人和企业机会；不要低估中国人和企业在金融领域的创新领域。

　　刘世锦认为，尽管中国金融业占GDP的比重曾经到过8%，相比之下，欧美发达国家一般都是6%-7%。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银行业的利润占到全部中国企业利润的一半，同时超过美国银行业的盈利水平，而美国银行业利润占全国企业利润的10%左右。但当前的中国金融业仍难言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仍面临行业公平准入和竞争、中小企业融资难、促进创新、重组和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的问题和挑战。

　　刘世锦称，提高专业化水平，是金融开放的重要方向，如硅谷科技银行促进创新，社区银行促进普惠金融，这些都是专业化金融服务的体现。当然，相应的，金融监管的专业化要与金融发展的专业化相配套。

　　“最近几年，包括但不限于金融行业出现两种监管倾向，要么不管，要么出问题了就全部叫停。这本质是一个问题，就是自己省事，这是一种懒政的表现。监管者要勤快起来，提高自己识别风险和未来创新价值的能力。”刘世锦说。

　　姜洋：呼吁尽早出台期货法

　　证监会原副主席姜洋表示，大宗商品期货推动人民币计价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国际经济发展历程看，英国美国这些发达国家在当初工业化的过程中就是利用了大宗商品进出口的机遇，创建了定价中心，形成了它们在大宗商品全球定价的影响力。英国和美国，现在成为全球农产品的定价中心，能源的定价中心，伦敦成为全球有色金属的定价中心。现在中国有这样一个机会，但是由于开放度不够，我们不能用这么大的交易量来形成影响力。

　　“中国的大宗商品交易量巨大，但由于金融市场开放程度不够，拥有再大的商品量也形成不了国家实力。大量大宗商品进到国内也只能形成单一效应。也就是说，大规模的大宗商品交易虽然满足了生产需要，但满足不了金融软实力的需要。”姜洋称。

　　不过，姜洋认为，我国当前在推动大宗商品期货人民币计价方面有较大的机遇，如经济转型、“一带一路”倡议等。改革开放还是要加快加强，如果在大进大出的机会里，不抓住大宗商品期货人民币定价中心的机会，就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因此，可以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是国家政策要考虑充分发挥目前已经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扎根的生产贸易企业优势。

　　二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交割仓库，促进当地实体经济和中国经济的融合。

　　三是进一步吸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者进入。

　　此外，姜洋还呼吁尽早出台期货法，以解除境外投资者参与市场的顾虑。“我们在调研过程当中发现，境外投资者最担心合规经营通过不了，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参与到我们的市场，但一旦遇到民事纠纷怎么解决。期货法人大财经委已经通过了，但现在一换届，又搁下了。期货法涉及整个期货市场的对外开放，跨境参与期货市场受到不少限制，要梳理这方面的障碍和限制，建立统筹小组”。

　　郭凯：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与中美贸易摩擦关系不大

　　央行国际司副司长郭凯表示，去年以来金融业开放速度明显加快，这一轮开放的起点是2016年10月人民币加入SDR，之后央行就开始研究下一步金融业队外开放的问题。因此，从时间顺序看，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与中美贸易摩擦关系不大，中国对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时间点要早于中美贸易谈判，是中国自主需要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并不存在美国施压中国加快金融业对外开放。

　　郭凯表示，上一轮比较大的金融业对外开放是中国加入WTO，此轮是自加入WTO后比较大的一轮金融业对外开放，涉及的金融服务业领域较广、力度较大、落实较快。今年年初，央行行长易纲在博鳌论坛宣布的十余条金融业对外开放清单，目前已经完成了8条左右，剩下的还需要涉及修改法律条例等过程，但年内应该都能实现。

　　在谈及进一步扩大开放和严监管之间是否存在矛盾时，郭凯认为，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矛盾，开放本质是取消对外资不必要的限制，严监管是要求不论本土还是外资金融机构都按照一致的标准实施严监管。

　　对于外界所担忧的金融业对外开放可能会加大金融风险，郭凯却表示，一方面，金融服务业开放和资本项目开放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另一方面，大部分国家所出现的金融业风险多是源自本土金融机构，一般外资银行在本土经营都比较保守和谨慎，反而是本土机构可能是最大的风险点。因此真正出风险的时候，不一定是来自外资金融机构的风险。

　　此外，郭凯还提出未来推动金融业对外开放所面临的四方面挑战：

　　一是已经宣布的开放措施要落到实处，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开放的程度取决于在细节方面有多大程度的落实。

　　二是政府何时能将对外开放真正转向负面清单管理，目前的还是正面清单管理。

　　三是监管机构的转型，这不仅涉及金融监管的专业能力，还包括思维方式、管理方式，例如如何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等。

　　四是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同等重要。下一步对内对外开放要统筹协调，并要全面改善营商环境，这涉及到法律、税收等系统性工程。

责任编辑：郭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