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债违约“警报”频传 “内外兼修”防范债务风险

　　编者按：进入2018年以来，债券市场违约事件频发，信托也出现多起违约案例。Wind数据显示，截至5月11日，已有四川煤炭、丹东港、大连机床、亿阳集团、中城建、神雾环保、富贵鸟、春和集团、中安消、凯迪生态等10家公司旗下20只债券违约，合计债券余额多达170多亿元。多位业内人士表示，债市违约“常态化”将重新定义市场的信用风险溢价，有利于打破刚兑，同时，低风险、高等级的债券将更受市场追捧，这对中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债券市场的主要投资者之一，面对信用债风险的无规律爆发，公募基金行业正在加大调研力度，以求尽可能提前“排雷”。 与此同时，基金经理也在积极开拓新的债券投资领域。去年以来大幅扩容的可转债，就成为他们眼中新的投资“蓝海”。

　　归根结底，要解决债务问题，最为根本途径还是修复企业盈利能力。5月11日，中央深改委会议审议通过加强国企资产负债约束指导意见，提出要完善内部治理与强化外部约束相结合。分析人士认为，内部治理主要是指通过市场化、法治化的方式自主去杠杆，降低资产负债率。而外部约束则是指国资监管部门、各级地方政府等对国企资产负债率形成的政策激励和考核监督。　　

　　债券违约频发 公募基金多策略防控信用风险

　　进入2018年以来，债券市场违约事件频发，信托也出现多起违约案例。Wind数据显示，截至5月11日，已有四川煤炭、丹东港、大连机床、亿阳集团、中城建、神雾环保、富贵鸟、春和集团、中安消、凯迪生态等10家公司旗下20只债券违约，合计债券余额多达170多亿元。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债市违约“常态化”将重新定义市场的信用风险溢价，有利于打破刚兑，同时，低风险、高等级的债券将更受市场追捧，这对中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多因素导致债券违约频发

　　业内人士分析，在金融严监管和资管业态重塑的大环境下，部分企业偿债能力降低、融资难度和成本提升，叠加公司基本面恶化，共同导致了本轮信用债风险的爆发。

　　鹏扬基金一位投资经理认为，从宏观经济和企业自身来说，企业部门整体债务率较高，企业的盈利、现金流等方面承担压力持续上升；从融资环境而言，在金融严监管和资管业态重塑的过程中，非标融资受限，表外资产难以完全回表，对于无法回表的部分资产存在再融资风险，这部分企业融资渠道受限，推升违约风险。

　　他说：“2015年至2016年的债券牛市中信用债市场扩容，企业通过债券融资增加，当时发行的债券中大量在今年到期或回售，而当前债市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下降，部分弱资质企业通过发债获得资金接续的难度也上升。”

　　汇丰晋信2016生命周期基金基金经理蔡若林表示，从外因看，本次信用债违约潮实际上是2016年违约潮的延续，同时，金融去杠杆推进，国内市场利率在过去两年持续上行；从内因看，今年违约的部分企业或被下调评级，或盈利下滑和现金流减少，或被审计出具强制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等，均从不同角度表明其盈利和偿债能力出现了恶化，经营不善。

　　重阳投资认为，此前多年信用条件整体宽松，企业盲目扩张的冲动较强，积累了大量债务，借新还旧是这些企业维系债务链条的最重要手段。然而，随着2017年以来各项政策的推动，全社会信用条件不断收紧，股票、债券和信托再融资都变得更加困难，高度紧张的资金链条就变得非常脆弱，信用违约发生的概率大大上升。民营企业由于融资渠道更加有限，自然成为了债券违约的重灾区。国企和地方融资平台刚兑的光环同样褪去，今年已经出现了两起省级融资平台的信托违约事件。

　　违约“常态化”致刚兑模式难以为继

　　谈及债券违约对市场的长期影响，鹏扬基金上述投资经理认为，债券违约现象是潜在金融风险逐步释放的过程。违约风险增多后，市场更倾向于低风险、高等级的债券，更多资金流入后容易促使高等级债券价格上涨，这将让行业内以高等级债券为主流投资思路的公募直接受益。

　　重阳投资也表示，刚性兑付的打破及由此带来的违约“常态化”将重新定义市场的信用风险溢价，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今年以来，债市信用利差显著分化，这表现在AA+及以上的高等级信用债收益率跟随无风险利率大幅下行，但AA-的券种收益率则维持在去年末的高位，民企和低等级的地方平台的信用利差明显上升。

　　重阳投资认为，多只债基因为频繁“踩雷”导致净值大幅下滑，这是中国债市和公募基金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必将使机构投资者更加注重甄别债券的信用风险，以往刚性兑付模式下那种简单的高票息、高杠杆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刚兑打破也将大大降低全社会实际上的“无风险利率”，降低投资者的预期收益率，一些在高预期收益率时代未被市场青睐的优质股权资产将被重新定价。

　　公募多策略防范债市投资风险

　　在债券违约事件频发的环境下，多家公募基金也将采取配置低风险债券、提高信用债评级、强化基本面研究和完善风控等多项举措，多策略应对债市投资信用风险。

　　鹏扬基金上述投资经理表示，鹏扬基金非常注重防控信用风险，一是结合宏观经济与行业景气度选择信用债投资标的，例如在2015年经济下行阶段就严格规避过剩产能行业；二是选择国企标的占多数，尽量避免实际控制人风险；三是对看不懂、不合常理、有重大瑕疵或分歧较大的企业采取规避态度；四是充分利用公司优秀的信用分析师团队、完善的风控机制，在投资过程中“排雷”，并确保公司决议执行，风险得以管控。

　　北京一位中型公募债基经理表示，在投资上，一是主要配置低风险的利率债、国债和金融债；二是信用债配置上只选AAA级的债券，不仅会参考外部评级机构的评选，也会严格内部债券评级体系，严格债券筛选标准；三是针对城投债会严格筛选，选择评级较高、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标的。

　　蔡若林也介绍，汇丰晋信基金一方面会自上而下，规避低评级企业和产能过剩行业；另一方面，重点关注发债企业的财务报告、经营表现、融资成本等基本面因素，从评级、行业、企业经营等多个角度，剔除具有潜在风险的债券。 (证券时报)　　

　　信用债违约“警报”频传 万亿债基八方调研急“排雷”

　　对于规模高达1.7万亿元的债基来说，今年以来上百亿元的信用债违约，貌似只是大海里泛起的一朵小浪花，但这依然令基金经理们坐立难安。信用风险的无规律隐藏，让他们深切感受到“暗箭难防”的心惊肉跳。

　　譬如今年以来债基跌幅最深的中融融丰纯债A，因为踩雷“14富贵鸟”债券的违约，截至5月12日，今年以来的净值跌幅高达47.96%，规模更是急速缩水。而北京某基金公司旗下债基业绩集体下跌，也被业内认为可能是踩雷多只债券违约所致。这些个券风险的爆发往往急速而迅猛，轻而易举地击穿了基金经理的风控，基金只能黯然吞咽苦果。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面对信用债风险的无规律爆发，公募基金行业正在加大调研力度，以求尽可能提前“排雷”。来自财汇金融大数据终端的统计显示，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公募基金持有的企业债总金额达到4646.4亿元，如果剔除同业存单，企业债占据公募基金投资债券资产的比例达到约18%，这个体量足以引起基金业的高度重视。

　　与此同时，基金经理也在积极开拓新的债券投资领域。去年以来大幅扩容的可转债，就成为他们眼中新的投资“蓝海”。

　　踩雷代价巨大

　　因为重仓的信用债违约，部分债基今年以来的跌幅之深，让习惯于认为债基是“金饭碗”的基民大跌眼镜，也令公募基金业压力倍增。

　　财汇金融大数据终端的统计显示，截至5月12日，共有164只各种类型的债券型基金今年以来业绩亏损，其中，净值跌幅超过5%的有18只，超过10%的则有8只。业内人士指出，综观这些跌幅较深的债基的净值走势图，其净值往往在某一时点出现陡然下行，结合该时点附近的信用债违约情况，可以判断，这些债基亏损的根本原因，就是由于重仓了违约的信用债而被迫大幅下调估值。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这些业绩跌幅较深的债基普遍规模较小。统计数据显示，截至5月12日，18只今年以来跌幅超过5%的债基中，仅有5只规模超过1亿元，跌幅超过10%的债基中，则仅有2只规模超过1亿元。而在这18只债基中，规模最小的仅有100万元左右，实属于濒临清算的基金。而规模小，意味着债基抵抗风险的能力较弱，一旦踩中一个信用债违约的“雷”，业绩就会急剧下滑。

　　不过，整体而言，目前信用债违约对债券型基金的业绩影响并不大。根据财汇金融大数据终端大数据的统计，截至5月12日，虽然有164只债基今年以来亏损，但只占到纳入统计的1737只各种类型债基总量的9.4%。换句话说，即今年以来，超过90%的债基实现了正收益。一方面，这是因为目前信用债违约的体量有限；另一方面，则是大多数债券型基金对风控较为重视，信用债的个券配置开始分散，单个债券违约对净值的影响不明显。

　　但公募基金业仍需未雨绸缪。根据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最新发布的《2018年4月债券市场风险监测报告》，4月份违约债券4只，违约债券总面额为38.5亿元；2018年累计违约债券15只，违约债券面额128.64亿元，分别较去年同期增加25%和33.58%。同时，债券市场信用利差扩大，5年期AA级信用利差为214BP，较上月末扩大21BP。与此同时，存量信用债隐含评级调整仍然以下调为主：中债估值的公司信用债中，隐含评级调整债券224只，其中下调145只；隐含评级调整涉及发行主体为57家，其中下调48家，排名前四的行业为制造业、金融业、建筑业和综合。

　　一位纯债债基的基金经理指出，在风险频频爆发后，债券市场出现了“良币驱逐劣币”的现象，低资质的主体通过债券市场融资的难度不断加大，这就有可能导致部分主体资金链断裂，从而波及这些主体此前发行的存量信用债。因此，投资者需要格外警惕那些个券占基金组合比例较高的债基，如果这类个券遭遇了评级下调乃至信用违约的风险，很有可能导致债基净值较大的下跌。

　　密集调研防风险

　　根据一季度末的数据分析，公募债基配置最重的是金融债，总量达到9553.2亿元，其次是企业短期融资券和企业债，前者总量为5413.6亿元，后者总量为4646.4亿元。从理论上而言，信用风险最大的是企业债，但其他债券类型也存在违约的潜在风险。

　　上海某基金公司固定收益总监指出，对于持有债券的基金产品而言，目前最大的风险，是债券违约爆发的“无规律性”。他认为，从目前已经出现违约的各种信用产品来看，涉及行业较多，且部分企业在风险爆发之前，财务报表的数据毫无先兆，这让基金经理们难以控制个券的风险。在此背景下，主动走出去进行实地调研，成为基金公司债券投资的必修课。

　　而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许多债基的基金经理都表示，通过各种渠道来了解个券的真实基本面，才是最有效的风险控制方法。在他们看来，信息披露不充分甚至是信息披露违规，是目前许多个券存在的通病，在办公室里研究财务报表已经很难真正了解企业的偿债能力，必须通过各种形式的实地调研才能获取真实数据，做出正确的判断。“与股票投资注重企业业绩成长性不同，债券投资注重的是扎扎实实的现金流，这才是真正无风险的偿债能力。但单纯从企业定期报告中很难获取动态信息，而在风险不断出现的背景下，再不走出去调研，是无法有效实现风险控制的。”某基金经理对记者说。

　　需要指出的是，在全社会去杠杆进入攻坚阶段的当前，许多个券的风险并不仅仅来自于企业自身，还包括股东和关联方的资金链断裂甚至是对外担保风险爆发。重阳投资表示，由于此前多年信用条件整体宽松，企业盲目扩张的冲动较强，积累了大量债务，借新还旧是这些企业维系债务链条的最重要手段。2017年以来，在各项去杠杆政策的推动下，全社会信用条件不断收紧，股票、债券和信托再融资都变得更加困难，特别是今年以来信托和非标等银行表外融资渠道大幅收缩。在外部现金流流入受阻的情况下，高度紧张的资金链条就变得非常脆弱，信用违约发生的概率大大上升。

　　在此背景下，基金经理的调研就需要覆盖更多的层面，不仅需要深入了解个券所处的行业发展阶段、个券现金流的真实状况，还需要了解个券各种隐性的“风险点”，尤其是来自于大股东和对外担保的风险。很显然，这种调研的深度需要付出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基金经理的工作量无疑大大增加。业内人士表示，在债券风险此起彼伏的时候，个券的调研能力将会逐渐成为考验基金公司投资实力的一种体现，而这，会进一步加剧公募基金行业的分化。

　　博时基金固定收益总部研究主管陈志新就指出，公募基金主要还是加强信用基础研究工作，对行业和主体要有长期密切的跟踪，对于一些基本面有一定瑕疵的主体要能够有及时的分析和判断，而且目前一些爆发风险的主体主要问题集中在资金链断裂或者现金流紧张方面，可以针对目前的特性对这类主体进行重点排查，有效规避相关主体的信用风险。　　

　　转战可转债“蓝海”

　　基金经理在谨慎提防信用债投资风险的同时，也在积极开拓新的债券投资领域。去年以来大幅扩容的可转债，就成为他们眼中新的投资“蓝海”。

　　银河基金固定收益部总监韩晶就表示，在固定收益投资方面，最看好可转债下半年的投资机会。她指出，通过两年多的估值压缩，目前可转债市场估值水平已经接近2014年牛市之前的低位水平，继续下跌的空间较小。同时，可转债的股票属性赋予其高弹性。此外，防范风险仍是今年投资的重点，而可转债能够提供一定的安全垫，转债在持有到期的情况下能发挥债券属性，获得一定的票息收益，“攻守兼备”的特征十分突出。

　　兴全可转债基金经理张亚辉则表示，可转债是今年投资的价值蓝海。他认为，今年权益资产的波动将加大，债券信用风险较大，利率还未看到趋势向下的阶段，不少转债估值压缩导致标的接近面值，介于两者之间的可转债投资则是进可攻，退可守。

　　事实上，债基已经开始大踏步进入可转债投资市场。基金一季报数据显示，基金在可转债上持有规模达到420.52亿元，加仓规模达到130亿元，市值增幅为45%，这也是可转债历史上第二个增持金额超过100亿元的季度。而从环比增长来看，可转债以44.67%的增幅位居债券类资产配置增长首位。

　　而相较于目前的信用债，可转债让基金经理们更放心的一点是其发行门槛较高，从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信用风险。一位基金经理指出，能发行可转债的上市公司一般基本面较为健康，且债券偿付能力不错，即便公司出现了业绩下滑等基本面走坏的趋势，可转债的投资者还有博弈回售条款和下修转股价的机会，相较于信用债，止损和套利的手段更为灵活。

　　从近期可转债的走势来看，尽管A股市场继续震荡，许多可转债的正股表现不佳，但这种博弈预期的存在，依然支撑着可转债的强势。集思录网站的统计显示，截至上周五收盘，纳入统计的67只可转债中，有62只处于溢价状态。这表明，这些可转债的交易价格高于其实际的转股价值，隐含了一定的看涨期权。但需要关注的是，在这62只溢价状态的可转债中，有多达20只可转债溢价率超过30%，其中，有12只的溢价率甚至超过50%，市场的博弈心态十分浓厚。(中国证券报·中证网)　　

　　上市公司债务危机殃及金融机构 盲目抽贷或致企业流动性枯竭

　　近期，上市公司债券违约和总债务危机频繁曝光，与之同样引起市场关注的是涉事金融机构，涉事金融机构的应对也牵动着市场神经。

　　实际上，在放贷前端金融机构无不做足尽调，但或存在银行对企业总债务篮子评估不充分的客观原因，以至于因上市公司贷款、债券、信托融资等融资总规模过高，同时遭遇市场需求、行业周期以及金融货币环境的变化，因此导致债务风险爆发资金断裂危机。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卞永祖近日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称，伴随着货币大环境开始趋紧，企业获得资金的成本将不断上升，对于企业来说债务压力会加大，因此上市公司需要合理控制债务规模。

　　“金融机构对于出现债务问题的上市公司要及时采取措施，但对于临时困难的企业，避免抽贷，造成企业因流动性不足而死亡。”卞永祖认为。

　　目前我国开辟了多个解决债务危机处置的市场化解决路径。卞永祖认为，通过市场化方式解决债务风险是重要原则，可采取的市场化措施包括债转股、引入新投资者或者增资配股等。

　　当前，我国支持各类所有制企业开展市场化债转股，相关市场主体可自主协商确定市场化债转股对象企业，不限定对象企业所有制性质。允许上市公司、非上市公众公司发行权益类融资工具实施市场化债转股。另外符合条件的上市公司、非上市公众公司可以向实施机构发行普通股、优先股或可转换债券等方式募集资金偿还债务。

　　卞永祖同时认为，债转股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逐渐成熟过程中，解决特定问题所采用的特定政策，不具有普遍性，因此要注意它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比如有的企业透明度不高、自律性不强的问题，可能会发生道德风险。

　　川财证券研究所所长陈雳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也分析称，“债转股本身绝非治理债务问题的万能良药。实际上，短期看采用债转股方式当然有利于企业债务减计，将极大地缓和其短时间内的偿债压力。但是长时间看，债转股或可能造成公司股东缺位，治理结构因此遭受损伤，对企业长期经营造成一定不利影响。总而言之，要解决债务问题，最为根本途径还是修复企业盈利能力。”

　　陈雳建议采取股权质押、资产拍卖处置、未来收益权再融资、兼并重组等市场化方式。

　　2016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支持鼓励跨地区、跨所有制兼并重组，支持引导企业业务结构重组，通过出售转让非主业或低收益业务回收资金、减少债务和支出，降低企业资金低效占用，提高企业运营效率和经营效益。(左永刚/证券日报)　　

　　违约趋于常态化 投资者需加强风险管理

　　“在我国经济去杠杆、金融强监管、美联储缩表和加息等宏观不确定性因素较大的背景下，企业融资渠道收紧，再融资压力进一步增大，违约发生的概率有所上升，但信用风险仍然整体可控。”联合资信和联合评级研究部日前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债市市场化发展的背景下，违约将趋于常态化，投资人应树立风险自担的投资理念，打破刚性兑付的幻想，重视信用风险的识别，加强内部风控管理，合理进行风险分散配置。

　　债券违约频发

　　中国证券报：如何看待近期的债券违约事件？

　　联合资信和联合评级研究部：2018年以来，我国债券市场违约事件多发，信用风险事件呈现四大特点：第一，发行人多为民营企业。第二，发行人粗放扩张和过度举债，偿债能力较低。第三，上市公司或上市公司的母公司股票质押比例过高，融资弹性下降。第四，公司存在大额违规对外担保和资金拆借，财务信息质量不佳以及公司信息披露问题等因素也是触发违约的重要原因。

　　近期的违约事件之所以会引起市场的密切关注，一是在经济去杠杆、金融强监管、美联储缩表和加息等宏观不确定性因素较大的背景下，企业融资渠道收紧，再融资压力进一步增大，违约发生的概率有所上升；二是2018年公司债的总偿还量约达5.14万亿元，较2017年（3.17万亿元）大幅增加，到期偿付压力较大；三是市场对于债券违约的容忍度逐步上升，债券违约市场化、法治化处置和投资人保护机制的推进也取得阶段性进展，打破刚性兑付已成为必然趋势，市场对违约风险的担忧显著提升。

　　中国证券报：后续哪些领域的信用风险可能加速爆发？

　　联合资信和联合评级研究部：在债市市场化发展的背景下，违约将趋于常态化，但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总体稳中向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显现，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很低，信用风险仍然整体可控。

　　未来信用风险相对较大的领域可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低资质民企整体再融资难度将进一步提升，或受到较大的信用冲击。

　　其二，公司治理与业务经营不善的企业信用风险增大。

　　其三，股票质押比例过高的上市公司信用风险增大。股票质押业务在2015年以来快速膨胀，成为上市公司及其股东融资的重要工具，近期部分上市公司发行人出现股票质押比例过高，导致融资弹性严重降低，部分甚至有利用股票质押融资套现的嫌疑，该类企业的信用风险值得关注。

　　其四，房地产行业企业融资渠道受限和到期偿付压力增大。近年来限购、限售、限贷等房地产调控措施使得房地产企业销售难度加大、现金流回笼速度放慢；房地产行业债券发行门槛提高、限制募集资金用途、限制通道业务以及资管新规等措施均对房企融资产生了较大的影响。2018年房地产开发行业债券总偿还量约达2676.65亿元，较2017年（1221.24亿元）大幅增加，在债券大规模集中到期的情况下，房企的流动性压力将显著增加。

　　其五，城投企业的信用风险不确定性较大。近期监管层进一步推进城投企业与地方政府的信用分离，并加强对融资平台规范举债管理，城投企业的融资渠道进一步收紧，收入来源严重依赖地方政府的城投企业的信用风险将有所上升。

　　其六，产能过剩行业仍然是违约集中领域。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推进，周期性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受到较大冲击，监管层年初针对钢铁、水泥和玻璃行业出台了产能置换办法，压减过剩产能，部分过剩产能行业内竞争力较弱的中小企业信用风险依旧较大。

　　如何规避信用风险

　　中国证券报：对投资者而言，该如何规避信用风险，做好信用债投资？

　　联合资信和联合评级研究部：第一，投资人应正确认识风险和收益的关系，树立风险自担的投资理念，有投资就有风险，高收益与高风险是紧密相关的，必须打破刚性兑付的幻想。

　　第二，重视信用风险的识别。在货币政策稳健中性、金融持续严监管的背景下，投资者首先应加强对信用风险的识别，关注不同领域、行业的风险水平，合理使用评级结果，对评级报告中揭示的风险点加以关注。

　　第三，机构投资者对发行人的信用资质和有关增信条款应进行全面审查，加强内部风控管理，及时跟踪信用风险的变化。投资人应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完善投资人保护协议、违约后处置条款或交叉违约条款等，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

　　第四，投资者应合理进行风险分散配置，“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中”；同时积极使用风险分散和转移的工具和手段，如担保和保险机制以及信用衍生工具等，有效推动信用风险的分散和转移。(王姣/中国证券报·中证网)

　　国企去杠杆再进一步 资产负债将迎刚性约束

　　近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的指导意见》。会议指出，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是推动国有企业降杠杆、防范化解国有企业债务风险的重要举措。

　　“现行的负债经营是现代企业的基本特征, 负债的财务杠杆作用,可以使企业达到最佳资本结构，从而实现市场价值最大，但负债过高也会带来经营风险。”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周丽莎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国有企业负债率如果进一步上升，势必会给我国社会运行和经济发展积累更多的矛盾和问题。因此，降低国有资产负债率符合当前我国客观经济形势的发展需求。

　　会议强调，要坚持全覆盖与分类管理相结合、完善内部治理与强化外部约束相结合等办法，通过建立和完善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机制，强化监督管理，做到标本兼治，促使高负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尽快回归合理水平。

　　在中国企业联合会研究部研究员刘兴国看来，“全覆盖”是指要将所有国有资产全部纳入监管范围，确保所有国有资产得到有效监管。“分类管理”是指要根据国有资产的差异性，按照不同国有资产的特点，采取有针对性的监管措施，包括经营性与非经营性国资分类、金融与非金融国资的分类，以及企业层面公益性国企与商业性国企的分类。

　　周丽莎表示，目前国有企业资产负债偏高的行业多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具有高杠杆运行的性质，在需求疲弱时易出现产能过剩。因此，需要分类加强国有资产负债约束，如加大国企去产能力度，通过推进企业兼并重组、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依法依规实施企业破产等措施，有序降低国企负债率。

　　事实上，近年来为降低国有企业负债率，监管部门已出台多项措施。如国务院国资委加强央企对外投资管理、强化央企参与PPP项目管理、推进市场化债转股，以及通过增资、混改等方式引入战略投资者。而从整体情况来看，降低国企负债率基本取得预期成效。

　　据国务院国资委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末，中央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为65.9%，较年初下降0.4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地方国有企业负债情况亦有所好转。

　　国务院国资委副秘书长彭华岗表示，今年中央企业去杠杆工作力度还会进一步加大。与此同时，国资委也将进一步实施分类管控，加强工作督导，加大降杠杆、减负债工作的考核力度，确保今年降杠杆任务的落实。(杜雨萌/证券日报)　　

　　防范债务风险 内部治理与外部约束互为支撑

　　“对国有企业负债率进行约束，一方面是促进国有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从国资监管角度来说，也是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重大举措。”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吴琦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5月11日，中央深改委会议审议通过加强国企资产负债约束指导意见，提出要完善内部治理与强化外部约束相结合。

　　在吴琦看来，内部治理主要是指通过市场化、法治化的方式自主去杠杆，降低资产负债率。具体来看，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以强化资本管理为准绳，严格控制增量债务，形成合理的资产负债结构。另一方面是以优化债务结构为主线，有序化解存量债务，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率。通过市场化债转股、资产证券化等方式，盘活国有资本存量，积极稳妥推进债务重组；通过兼并重组、混合所有制改革等方式，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运行效率；而外部约束则是指国资监管部门、各级地方政府等对国企资产负债率形成的政策激励和考核监督。

　　吴琦认为，内部治理不仅需要来自监管机构的约束和考核，也需要完善相关的政策法规，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给予企业更多自主权，避免过多行政干预；而外部约束旨在推动企业进行内部治理，强化自我约束，主动降低资产负债率，两者相辅相成，互为支撑。下一步，应促进国有企业主动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对表，建立针对国企资产负债率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和考核办法。

　　记者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国资委将持续做好负债规模和资产负债率双重管控，力争中央企业带息负债占负债总额比例进一步降低、平均资产负债率稳中有降。(杜雨萌/证券日报)

责任编辑：牛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