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福林：审慎对待期货等高风险专业化投资工具的创新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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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福林：机构与投资者间很多问题的核心，是产品卖给了错误对象

　　“要审慎对待期权、期货等一些高风险、专业化投资工具的创新运用。”尚福林指出，重点强化对创新产品和服务的宣传销售、信息披露、服务收费、投诉处理、声誉管理、社会责任等重点环节的规范和管理，形成金融机构和消费者间的良性互动。

　　近日中行“原油宝”事件，将银行创新业务风险及资管行业投资者适当性问题，推上争议焦点。

　　4月25日，在资管新规两周年研讨会上，CWM50理事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原中国银监会主席尚福林总结了资管新规出台以来，资管行业的转型发展成效、在资金端和资产端面临的巨大挑战，并对下一步发展提出了处理好“五对关系”的建议。

　　“机构与投资者间的很多问题的核心，是把金融产品卖给了错误的对象。”尚福林指出，要把加强投资者教育和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他还强调，资产管理不应仅局限于高净值人群和机构投资者，普通金融消费者也有资产保值增值等方面需求，关键是提供匹配不同群体风险偏好、价格合理、方便快捷、成本可担的适当产品。

　　转型期，“两端”面临挑战

　　2018年《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出台，对资管行业发展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监管部门加大影子银行和交叉金融领域乱象整治力度，资管行业治理取得显著成效。”尚福林表示，以往试图规避宏观调控、着眼监管套利、拉长融资链条、抬高融资成本甚至自我循环的扭曲发展方式已基本丧失了生存空间。

　　截至2019年末，银行理财转型有序推进，非保本理财产品余额达到23.4万亿元。产品净值化转型速度加快，净值型产品余额占比已由新规前的15%大幅提高到了目前的43%。18家银行获批设立理财子公司。保险资管产品2.8万亿元，市场份额保持在3%左右。

　　券商通过申请公募牌照、设立基金子公司等方式积极谋求转型；证券基金领域的资管业务总规模达到52万亿元。

　　另外，基本结束了通道业务“野蛮增长”。截至2019年末，证券、基金资管计划总规模约19.8万亿元，同比减少3.3万亿元。其中，以通道业务为主的单一（定向）资管计划规模同比降幅超过20%。信托业持续压缩通道业务，具有代表性的事务管理类信托资产余额10.7万亿元，近两年降幅分别为19.6%和32%。

　　与此同时，资管行业转型发展面临“两端”挑战。

　　首先是资产端，资产收益率承受较大下行压力。在资管产品的底层资产中，债券等固收类资产占比很高。

　　“欧美等发达国家采取量化宽松政策，相继进入负利率区间。再加上为应对疫情冲击，市场流动性相对充裕，带动固收类资产收益率整体下行，国债收益率降为负值或处在历史最低水平，客观上增加了追求长期稳健回报的固收类资产配置难度。”尚福林称。

　　另一方面，股权投资等权益类产品面临“资产荒”。受疫情对国内外经济的负面冲击影响，企业经营难度加大，偿债能力下降，信用风险上升，可配置的优质投资项目减少。

　　资产端的另一挑战是，非标资产的处置与承接面临两难。

　　非标资产是在标准化融资体系下，因表内金融无法满足其融资需求而演化出的特殊资产。非标资产中，既包括难以通过贷款、债券等手段融资的限控行业（比如房地产）；也包含实体经济有效需求，如对地方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以及民营、小微企业融资。

　　尚福林指出，这部分资产的消化和转型面临两难——其中的有效需求如何承接。原有银行理财资金或者公募资金受期限匹配等新规约束，难以接续。

　　同时，正常回表势必加大银行资本消耗，特别增加中小银行资本补充压力，在宏观审慎评估体系约束下可能挤占信贷额度，影响其他正常新增信贷需求。另外，非标资产之所谓“非标”，正是因为难以满足正常融资手段门槛。简单通过银行表内信贷资金腾挪，也可能会加速风险向银行体系传染暴露。

　　资产端挑战很大，资金端挑战亦不小。尚福林总结，资金端主要面临三类资金的募集和匹配挑战。一是中长期资金募集难度加大，二是个人投资者预期引导仍待破题，三是通道业务压缩后券商资管缺少合格资金来源替代。

　　“从实际情况看，个人投资者投资期限偏短的特点短期难以改变；机构投资者在当前复杂形势下，对资金流动性和现金流的需求提升，投资行为偏好有所改变。”他表示，理财产品余额中85%属于个人投资者。现存理财产中普通投资者居多，且形成“隐性刚兑”和“固定收益”的预期。培育这类资金长期投资、风险投资理念任务艰巨。

　　处理好五对关系

　　尚福林认为，资管行业转型发展应处理好五对关系。即，服务实体经济与防范金融风险、融资结构整体优化与行业细分发展、机构转型与投资者教育、新产品发行与存量产品消化，以及国内行业培育与国外市场竞争的关系。

　　“要坚守服务实体经济本源，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这是金融的天职和宗旨。”尚福林指出，在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程中，围绕实体经济发展需求的创新就会发展得快，并且能开辟新的业务空间；违背了实体经济需求的创新发展就难以持续，最后可能还造成重大风险。

　　融资结构方面，实体经济在融资上过度依赖银行，直接融资市场发展不充分，资本供给不足。2019年末，我国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占社会融资总额仅1.3%，企业债券占12.8%。

　　尚福林表示，要充分发挥资本市场枢纽作用，推进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而资管业务作为联结资金供给方与资金需求方的重要对接纽带，具有可直接投资股票、股权资产等传统信贷资金无法替代的独特优势，应当在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畅通投融资渠道、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作用。

　　“资管业务的核心竞争力最终体现在对风险的主动管理能力。”他指出，过去，刚性兑付和同业无序竞争使得产品定价无法反映出机构真实的管理能力和产品的市场风险。打破刚性兑付预期后，收益率不再是“大锅饭”，投资者会以用脚投票的方式做出市场选择。

　　这也要求，将加强投资者教育和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一方面，强化投资者适当性和销售合规性管理。宣传树立“代客理财，盈亏自负”观念，讲清资管业务与自营业务的边界和法律关系。严格区分公募和私募资管产品。严格实行专区销售和录音录像，提高投资者自担风险认知，清楚知晓风险并有自担风险的预期。

　　另一方面，压实金融机构保护消费者权益的义务和主体责任。作为专业的机构，要切实践行“卖者尽责”。坚决执行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评估、风险匹配原则、信息披露等规定。审慎客观开展资管产品风险评级、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评估，并根据风险收益匹配原则，向投资者销售适当产品。

　　未来一段时间，新规实施前发行的存量理财产品还会与按新规发行的合规产品并存。短期内，银行和理财子公司发行合规新产品会遇到一定挑战。

　　“从市场反映看，过渡期存量处置的压力确实比较大，疫情对经济活动的冲击也增加了过渡期转型的难度。在这种复杂环境中，部分机构等待观望心理有所抬头，需要特别关注。”尚福林称，要防止存续的老产品变相享受监管制度“红利”，在并行期内对合规新产品产生挤出效应，甚至“劣币驱除良币”局面。

　　国内资管行业不仅有内部挑战，也有外部挑战，需要处理好国内行业培育与国外市场竞争的关系。

　　尚福林称，在国外主要经济体进入“负利率”时代背景下，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提升，境外资金配置中国的意愿也在逐渐增强。未来估计还会有更多海外资管行业的头部企业谋求进入国内市场。国内资管机构应当主动学习吸收国际资管行业先进成熟的投资理念、经营策略、激励机制和合规风控体系。

　　“资管行业已事实上打通了金融不同业态间资金链条，极易引发跨行业、跨市场、跨地域的金融风险传染。”尚福林称，在创新业务品种、拓展业务空间等方面，还需要坚持严控风险，遵循金融本质规律，扎牢监管制度藩篱，依法合规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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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