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晓山：不忘初心的三次“倔强”

　　杜晓山：不忘初心的三次“倔强”

　　文 | 张琴琴

　　三次倔强的坚持，成就了杜晓山的今天，命运的齿轮也有意无意地将他推向了“中国小额信贷之父”的位置。

　　采访杜晓山之前，我先采访了他的学生，在学生眼里，这是一个“直爽的老爷子”。

　　在广西大厦见到杜晓山本人时，他身形高大、精神矍铄，一点儿不像是年过七旬的人。在这次三个多小时的采访中，他无意间重复最多的一句话是“凭什么我不能”，这是一个有目标、又有些倔强的老爷子，身上透着老北京人的那股耿直劲儿。

　　回顾过往七十年，他感慨，“我年轻的时候想着能够干到处长退休就够了，比起我的同龄人，我这一生得到的已经很多了。”三次倔强的坚持，成就了他的今天，命运的齿轮有意无意地将他推向了“中国小额信贷之父”的位置上。

　　第一次倔强：从草原到大学

　　述说往事，杜晓山依然清晰地记得，那是1967年11月16日的下午，刚刚高中毕业的他和北京的400多名学生一起，在北京市政府领导动员、学校表彰之后，经过七天的汽车旅程来到了内蒙古锡盟东乌旗满都宝力格牧场，开始了知青生活。

　　11月末的内蒙古东乌旗，迥异于北京的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也抵挡不了这群青年的热血和当地牧民的热情。杜晓山等北京二中的十五个同学被分在了当地牧场场部所在地的基建队，其他100来个知青则要分散住在牧场的牧民家里。“我们是来与贫下中牧相结合的”，这十五位青年婉拒了这个“好意”，依然和其他知青一起分散住到了牧民的家里。

　　他可以算是全国文革中第一批下乡的知青，“不管后来人们怎么评价那段岁月，我们那会儿下乡是本着四个同意：政府同意、学校同意、家里同意和自己同意”。自愿去内蒙插队就意味着放弃北京的一切，“那会儿很单纯，没想那么多，就觉得要为国家做贡献，哪里需要哪里去。”在当时，他不觉得因这场变革而失去学校本已确定好自己去法国留学的机会是多么天大的遗憾，也做好了一辈子扎根内蒙古的准备，每每给家里写信，落款都是：永远的草原新牧民晓山。

　　渐渐地，杜晓山能听懂蒙语，会说蒙古话，放羊的技能甚至比肩当地的好牧民。不过，一辈子扎根草原的想法，在身边开始有人上大学的时候动摇了。

　　那时，文化基础较薄弱的工农兵也被推荐上了大学。这让高中毕业、在当时算是最高学历的杜晓山心中多少有些不服。“我一直想上大学，想学经济管理，而且我高中时候的成绩很好，凭什么他们能上大学，我就不能上？”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杜晓山依旧是严肃范儿，脸上没什么表情，却能依旧感受到他的那股倔强，“那时我已经有了对象，也是个北京知青，我们俩就觉得，一辈子放羊可能就并不会对国家做多少贡献，也想争取去上大学。上大学是我从小的梦想。”

　　这是1974年前后的事情，此时的杜晓山已经是内蒙古建设兵团六师五十四团的副指导员，位列国家行政级别第24级，升职在望。干部身份也让他无法顺利从内蒙古找到上大学的途径，恰逢唐山大地震后需要补充大量的人才以重建城市，经友人推荐，他于1977年调到了河北唐山市外贸局工作，同时重拾离开了多年的课本开始备考。在河北恢复高考的第二年，也就是1978年，他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商业经济专业。

　　这是杜晓山人生中的第一次倔强，这一次，他如愿进入了大学，尽管与预定的人生轨迹相比，晚了近11年。

　　第二次倔强：将格莱珉模式引入中国

　　这种迟到的人生，在大学里显得尤为突出。

　　杜晓山进入大学时已经31岁，与他同批次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中，年龄最小的才16岁，“我的年龄几乎是人家的两倍，只能比人家更努力来弥补逝去的岁月，太紧迫了”，对机会有多珍惜，学习就会有多刻苦。

　　改革开放初始，农村经济的研究颇为火热，杜晓山也在毕业后阴差阳错地由学校推荐，去了1978年成立的中国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后更名为农村发展研究所，简称农发所）。

　　在该所研究室工作时期，杜晓山的研究领域集中在两个方面：农产品流通和扶贫。那时的金融扶贫思路主要是政府贴息贷款，而杜晓山通过对农村的调研，发现中国的金融扶贫主要有三个问题：贷款到不了穷人手里；贷出去的钱无法收回；做扶贫活动的机构都是依赖政府的财政支撑，无法自负盈亏。“慈善式扶贫”的问题一直困扰着研究扶贫工作的人，借着看到的中英文资料，加上几次出国交流的机会，杜晓山发现了孟加拉国格莱珉银行的做法解决了上述问题。

　　在90年代初期，格莱珉银行的做法在国际上已经有一定的知名度，发现格莱珉模式的，在中国不止杜晓山一人，最终却是杜晓山及他的同事将格莱珉模式带入中国。他更额外关注真扶贫和它的可持续性问题，并在农村调研过程中，将格莱珉的做法向农民讲解，发现农民对此做法并不抗拒甚至是接受的。

　　当他把引进格莱珉的想法告诉所里时，时任所领导的刘文璞和张保民支持他，“有些同事比较犹豫。我也不是完全就相信这种模式，就是觉得，外国人能行的，为什么我们就不行，实践出真知”。

　　杜晓山再次显示出他骨子里的倔强，“只是嘴上说说，永远不知道行不行”，他坚持试一试，成功了，试点模式可以复制，惠及到更多的农村人口；不成功，至少试点村的农民也能享受到一些实惠。

　　因国家级贫困县河北易县主管县长与农发所张保民副所长是大学同学，借着这层关系，加上从格莱珉信托申请借来的5万美元和福特基金会5万美元的支持，杜晓山等人开始了格莱珉小额信贷模式在中国的试点。

　　试点前三年很成功，并快速扩展至虞城、南召等多个贫困县。但随着试点的增多，贷款被侵吞，管理不合理等问题相继暴露。“格莱珉为何在中国走了样”的说法一时喧嚣尘上，针对这种批评，杜晓山并不否认，也冷静分析，“这里有我们管理水平问题。另外，一旦与原有基础稍有不同，就认为这不是格莱珉模式，我认为不要扣这种帽子。如果人家真的是为农民服务，结合当地的特色弄了些不一样的，应该是叫创新。中国实践应该有自己的特色，并不是完全照搬才叫成功”。农发所的几个试点至今都还在正常运转，都能实现保本微利，可持续发展。

　　第三次倔强：为公益小贷呐喊

　　在试点之初，除却格莱珉模式是新的以外，小额信贷组织作为一个新鲜事物，与政府的关系也很微妙。据杜晓山介绍，农发所在中国进行的格莱珉模式试点，都是民政注册的社会组织的形式，初期，政府部门选派1~2个人作为项目专职负责人，“说白了，做的是自负盈亏、可持续发展的公益小贷”。

　　在被问到，如果时间倒流重新来过，他会如何再试点格莱珉模式时，杜晓山没有正面回答，更多的是反思。他说，试点项目开展时，管理团队自身不懂金融、能力不足以及远距离监督难导致后来出现了一些问题。“最主要的是农发所试点的小额信贷项目没有上下级的关系，这就使得我们对项目的把控力不够。”回顾试点情况的不尽如意，杜晓山从政府政策支持、社会环境、试点的机制、团队自身问题等各个方面来了个深入剖析。他认为，总的说公益小贷在中国微观上是成功的，宏观上，没有成功。

　　他特意从宏观方面提到了政策体制问题，在他看来，政府对公益小贷并没有制度性的支持，没有正式发布过相关的政策文件，而真正心甘情愿帮助低收入和贫困农民的恰是这些公益小贷。上世纪90年代，中国先后出现了200多家公益小贷，学习格莱珉模式，却始终没有得到政府相关方明确的法规政策支持。“我跟商务部相关部门谈过，跟国际外援机构驻华办事处，包括去央行、银监会，都没有人搭这个茬，公益小贷只能自身自灭”。

　　说到这个问题时，他情绪有些激动，“国内把尤努斯奉为神，邀请他来各种讲座，真正到做项目时，却又没有什么制度性的支持，这不是做事的态度。而格莱珉1982年是政府特批的银行模式，之后政府股份才逐渐退出，以穷人股份为主”。

　　2014年人行、银监会等四部委对社科院扶贫小额信贷项目进行了肯定性评估，并将调研报告上报国务院。国务院办公厅批示回复请人行商有关部门抓紧制定有关放贷组织条例，对这类非盈利性小贷组织做出专门规定。2015年国务院颁布的《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提出，“通过法律法规明确从事扶贫小额信贷业务的组织或机构的定位。”杜晓山希望以上要求能尽快得以落实。

　　如今，退休之后的杜晓山，在中国小额信贷联盟挂职，以一种倔强的态度，为小额信贷呐喊和正名，争取政府出台相关的正式文件。他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做公益小贷的初心就是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使命就是让穷人也可以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责任编辑：谢海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