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迈：实现彻底脱贫要投资在孩子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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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浪财经讯 新浪·长安讲坛（总第333期）4月26日在清华大学举行，50人论坛特邀专家、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卢迈担任主讲，题目为《为了没有贫困的未来》。

　　中国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经过努力，实现年人均收入3000块钱不难做到，但要彻底脱贫并不容易。

　　卢迈表示，人力资本才是一个国家财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要想实现彻底脱贫，要投资在人的身上。增加人力资本存量，扩大人的机会，适应现代经济、知识经济和新工业革命的需要，才能够彻底帮助他们摆脱贫困。他说，“要投资于人，就要投资于儿童早期，阻断贫困代际传递，重点应该关注儿童的营养健康和教育。”

　　以下为演讲摘编：

　　年收入3000块不难但彻底脱贫不易

　　扶贫和脱贫看起来是一个词的变化，但意味着目标已经变得非常清晰。

　　中国在1981年的时候，绝大多数人口实际上是处在世界银行贫困线附近，大家都一样很贫困，所以中国的贫困发生率在当时是很高的。这些年由于中国减贫所做出的贡献，全世界在这方面也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

　　中国在脱贫方面有几件事上做的肯定是对的。一个是高速经济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中国党和政府一直坚持的一条原则，有了经济发展，很多问题可以在发展中得到解决。与此同时开展开发式扶贫，尤其是上个世纪80年代搞的以工代赈，都是很有意思的扶贫方式。搞开发式扶贫，帮助他们解决生产资料和生产手段问题，随后又开始实行社保体系的建设。

　　本世纪初期取消农业税以后，农村开始搞低保，开始搞合作医疗。千百年来，农民对国家有交税的义务，除了闹天灾能得到一点救济以外，他们基本没有从国家那儿得到什么福利。现在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国力的增强和政策的倾斜，使得农村和农民从中得到了许多好处。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的战略决策就是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要在农村解决贫困问题，让大家同步进入小康。小康的这个概念就是衣食不愁，虽然不很富裕，但是大家都应该能够达到这个水平。

　　我到县里去跟他们讨论扶贫，县里的人说现在叫脱贫攻坚，是一定要让农民摆脱贫困。扶贫和脱贫看起来是一个词的变化，但是意味着目标已经变得非常清晰。总书记说，要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这是党和政府对整个社会所做出的承诺。

　　中央财政的扶贫资金大幅度的增加，由2011年的200、300亿，扩展到了2017年的861亿，在其他各项专项中，中央也拿出了很多钱。贫困县一般的财政收入3亿，最多也就是5亿，但是他们的财政支出一般最低也要到13亿或14亿，这些都是靠转移支付来实现的。

　　随着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和资金投入的增加，我国贫困线以下的绝对贫困人口，每年差不多以一千万的速度下降，到2017年还有30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现在的贫困线根据物价水平做了调整，所以水平是在不断调整上升的。

　　消除贫困，发达国家做到了，发展中国家仍在努力。联合国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提出，2030年要消除绝对贫困，中国准备到2020年就提前做到，能做到吗？我们到农村去，农村干部说，如果年人均收入达到3000块钱这点不难做到，但是要让他彻底脱贫确实不容易。

　　如果到2020年，实现了人均年收入3000块钱，我们真的就能解决贫困问题吗？杰弗里·萨克斯曾经写的一本书，叫《贫困的终结》。《贫困的终结》给出一个药方，如果解决了基础设施问题，解决了教育和卫生问题，这个地方是可以彻底地摆脱绝对贫困的。

　　但是他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有人提供大量的援助。每年发达国家应该拿出1950亿美元，持续拿20年，用4万亿美元来解决非常不发达、非常贫困的国家脱贫问题。

　　他是我们的时代学者，在前年论坛的时候，我们请他做过午餐演讲，我也很佩服他的勇气，当着七八十位财富五百强大的企业首席执行官，讲现在收入如何不公平，非常不合理，这些富人把财富藏在开曼群岛，藏在哪里，应该对他们征税，把这些钱拿出来再分配。

　　他提出的问题，前提是建立在有人愿意提供大量援助之上，就像他当时给俄罗斯开的休克疗法一样，这是一个很难实现的前提。

　　实现彻底脱贫要投资在人身上

　　人的智力水平、劳动能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

　　如何做到可持续的脱贫呢？我们基金会希望能够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过去人作为一个自由的主体，不能作为资本，而从人力资本的理论，把人作为投资的一个结果，他的技能本身都是通过投资来取得的。在这个情况下，人力资本的状况是一个国家财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美国和欧洲，人力资本的存量大概相当于他们其它物质财富的五倍或六倍。我们要想实现彻底的脱贫，仍然需要走这样一条路，就是投资在人的身上。通过这样的一条路径，增加人力资本的存量，扩大人的机会，适应现代经济、知识经济和新的工业革命的需要，这样才能够彻底地帮助他们摆脱贫困。

　　如果我们按照中央的战略意图，依托中国现在的财力和社会各界的团结一致，把低保线和贫困线统一了，保证所有贫困人口保证一年三千块钱的消费水平，我们就可以说实现了摆脱绝对贫困。但是，问题是由于天灾、生病、家庭的一些变故、离婚，以及遭受了某些不幸的事故，车祸等很多这些因素，这个贫困线以上的很多人随时可能又跌回来。我们怎么能够实现可持续的脱贫呢？

　　中央给的脱贫政策非常好，目标也非常明确，标准就是“两不愁”、“三保障”，这个比较容易做到。还有两条，一是贫困地区的人均收入增长要快于全国平均水平，当地的公共服务水平要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公共服务水平要达到全国平均水平，这是对国家财政的考验。你的人均收入水平要快于平均水平，也就是说要比其它农村甚至比城市都要快，这个光靠修路能解决吗？刚才说到的寻甸县离昆明只有一百公里，但农民也不能去打工，因为他的普通话 讲不好，到城市里感到害怕。所以要真正地实现摆脱绝对贫困，我们一定要投资于人，这也是国外普遍认可的经验。人的智力水平、劳动能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劳动生产率和他的收入水平。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对150名婴儿进行脑电核磁共振得出的结果，高收入家庭是最上边的，中间是中等收入家庭，下面的是低收入家庭。这是大脑皮层的发育质量，到了36个月、37个月的时候，孩子的大脑发育是不一样的，基因和外界环境的共同作用，塑造了孩子的大脑。基因起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孩子处在贫困家庭，他们大脑发育的情况就出现了差别。

　　在这个过程有两个方面因素起到了很重要作用，一个是营养，营养不够就发育不好；另一个就是养育，家长与儿童之间的互动。

　　我们说投资于儿童，它有很好的神经科学、脑科学、心理学、经济学作为基础，其中脑科学在上个世纪90年代，越来越多的被众人所知，近20多年来更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它特别清楚地说明，贫困对大脑本身有影响，而大脑的发育又对贫困的代际传递产生了直接的作用。

　　中国的江苏对贫困代际传递有一项研究，他们认为绝对贫困的代际传递，1988年中国是69%，美国的贫困代际传递是40%。他说代际传递就是儿子这一代和父亲这一代收入的一致性。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儿童发展研究中心的顾问，一位是阿玛蒂亚·森，还有一位是詹姆斯·海特曼（音），他们两位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他们的主张是，要投资于人，就要投资于儿童早期。

　　阿玛蒂亚·森说，成年人所具备的各方面能力，与其童年经历有着深刻的关联。对教育和其他丰富童年体验的机遇进行投资，可以从许多方面提升人在成年以后的各种能力，因为它能够提高人们过好生活的技能，增强自信，提高成年后的生存能力和创造经济收益的能力。

　　詹姆斯·海特曼教授是芝加哥大学的。

　　海特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是认为预分配比再分配更有效益。所谓的预分配就是要投资于儿童，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他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判断和研究，比如他认为，经济中很少有一项政策能够真正兼顾公平和效率。人们现在的口号是要更好的效率和更好地公平，这只能一个愿望。

　　效率与公平之间存在一致性，也存在矛盾。投资于儿童是打基础，很高效，也是为了最终实现公平。它既是人力资本投资，又可以有很高回报，同时又能够促进公平，很少有政策比投资于儿童更能够同时实现效率和公平。

　　海特曼有一个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他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跟踪各个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儿童早期发展实验，然后做了成本和收益的分析，收益主要还是指的社会收益，最后来看他们的回报，这些回报都是计算过的。

　　他得出一个结论。如果在0到3岁期间，投资一美元最高可以产生17美元的回报；学前项目能够产生7块钱8块钱的回报。这个回报的计算，包括你成年就业以后，你的收入高，交的税收就多，你的社保贡献就高，你的身体好，你的医保的支出就少等等。

　　接着看学校教育的效果，它的回报率是1：1或者更少。

　　要消除绝对贫困，一定要从儿童做起

　　提供公共服务，而且要成本合理质量有保证，才能真正为脱贫办实事。

　　生活在这些贫困家庭的小孩是什么状态呢？对于儿童早期发展，我们用国际上的工具做了筛查和分析，这就是ASQ测度的办法。在甘肃华池县、贵州七星关和新疆吉木乃地区，我们开展0到3岁儿童早期发展的实验，开始的时候都有一个极限的数据。蓝色的是可疑，橙色的是异常，异常就是发育水平很低，存在问题；可疑就是还需要进一步观察。这两个的比例少则33%，多则是56%，都是比较高的。在上海城市做的结果是不到10%，只有2.66%是异常，有7.32%是可疑。

　　我们再看一看他们的身体发育状况。2007年，我们在广西都安开展学生营养改善试验项目。都安13岁孩子的身高，仅相当于城市10岁孩子的身高，差三个年龄段，三个年龄段的饭都白吃了。这样一种发育水平和身体状况是需要我们采取行动的。

　　随着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实施，各个年纪的孩子在2016年都显示出比2012年的孩子有明显变化。这是11岁的时候，2016年的孩子是一米四三点六，2012年的时候平均才是一米三八，长高了5公分，差别还是很明显的，跟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也缩小了4公分。否则的话，年龄越大差别就会越大。

　　62个县，192万学生的体检数据，贫困地区儿童矮小和偏矮的比例在下降。全国体检的数据，18岁全国平均身高是1.72米，标准差是1.66米，低于它就是偏矮，低于1.60就属于矮小。2012年，这些贫困地区的孩子，11.7%是矮小，44.6%是偏矮。随着营养改善的实施，这个数据发生了特别漂亮的变化，矮小降到了4.8%，偏矮降到了19.6%。如果继续把营养餐吃下去，将来西南地区的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人口的矮小比例，可能会很少。

　　再讲一下学前教育。国际上特别重视学前教育，许多孩子上学后的表现和有没有学前教育有关系。美国人的研究结论是，只要是富裕家庭，孩子上不上幼儿园，对他上学后的表现影响不大。因为在家时有人可以给他讲书，他的发育照样正常。但是对于贫困人口的家庭，小孩上没上过幼儿园至关重要。

　　我们基金会从2009年到2017年，已经在17个县建了2100所幼儿园，直接受益的儿童有6万，累计受益儿童已经超过了16万人。基金会的这些尝试，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支持，一些设施硬件比如教室装修都是地方政府出的钱。

　　有两点我印象特别深，第一点，小孩学会了讲普通话。我们在青海搞这个项目，当时的省委书记强卫去考察，他的第一印象就是村里的小孩普通话说的很好，而当地的干部不少人讲青海普通话，省委书记还听不大懂。这些孩子长大了去外地找工作和生活肯定不成问题。

　　第二点，孩子在幼儿园里很快乐。老师经常对孩子们鼓励和表扬，还组织他们一块游戏，在这个群体里，孩子们感觉非常愉快。有些孩子说在幼儿园交了不少朋友，这种社会交往能力，对他们未来的成长至关重要。而没有上幼儿园的孩子，一旦跟人交往都会害怕，主要因素就是没有安全感，对于陌生人不知道怎么应对。

　　我再介绍一下早期养育项目。

　　我们做法是，县乡村三级，县有总督导，乡镇有督导员，村里有家访员，基本是仿照卫生体系设立的。家访员每人负责最多不超过8个家庭大概14个0到3岁的孩子，然后定期家访。我们有一套国际的验证教材，是英国学者在牙买加开发的，国际公认这套教材有道理，对于每个月龄的孩子应该会什么，有比较清楚的分析。我们把它本土化，在这个基础上制定了教程。保证每一户孩子，一周有一次家访服务，做成以后再向全国推广。家访员的主要工作对象是看护人，而不是说他像乡村幼儿园似的去教孩子，他要教看护人怎么带孩子，效果是很明显的。

　　要进行供给侧改革。有人认为要发挥市场机制，不干预市场，比如不用办乡村幼儿园，给他两千块钱让他到乡镇幼儿园去上。但是实际情况是，贫困家庭没有劳力，没有收入，客观条件也不允许他送孩子到乡镇去上幼儿园，所以我们必须提供公共服务。所谓供给侧改革，就是你把公共服务提供出来，而且要使服务可及，成本合理，质量有保证，这才能真正为贫困地区人口脱贫办实事。

　　理解贫困人口和地方特性，充分利用地方资源和现代技术。刚开始我们对地方特性并不了解。比如2009年我们在贫困地区给孩子们发放营养包，发现有的小孩不吃鸡蛋却在啃“凤爪”，他把鸡蛋卖到小卖部，然后换这个垃圾食品吃。我们很惊讶，问孩子为什么这么做？他说家里不是没鸡，而是鸡下了蛋，就把鸡蛋卖到小卖部再换别的东西，这个理念就一直传下来了。还有的地方说鸡蛋是“发物”，妇女不能吃、孕妇不能吃、小孩也不能吃。当他们明白吃鸡蛋好的道理以后，家里的鸡蛋羹也蒸出来了。

　　比如在宁夏，当地给孩子一天发一个鸡蛋，搞“鸡蛋工程”，结果在学校里发现孩子们把蛋黄扔的到处是，还有的孩子把鸡蛋带回家，说是给奶奶吃。所以光理性的讲鸡蛋如何有营养是不行的。后来学校想办法做各种有鸡蛋的菜，比如西红柿炒鸡蛋、黄瓜炒鸡蛋、西红柿鸡蛋汤，孩子们都吃光了。所以要真正理解当地的情况，然后再采取有效的措施。所谓现代技术，就是我们广泛开展了互联网监控和数据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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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谢长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