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燕生：大多数美国企业看好中国下一步的发展前景

　　新浪财经讯 6月23日消息，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国诚信信用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8年中期报告发布会”于2018年6月23日在北京举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学术委研究员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出席并演讲。

　　张燕生表示，从最近发布的2018年美国企业在中国的白皮书中可以发现，美国企业对中国下一步的发展前景看好的还是主流，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现在的问题是外商来华投资，70%以上是服务业，是技术服务、研发服务、信息服务、专业服务，而在这些重要的服务领域中，我们的市场准入、我们的投资环境、我们的制度规范等等的和国际通行规则对接方面，还是有着非常显著的差距，尤其和制造业相比。因此，要想把外商来华投资形成一个投资新的需求增长点，就意味着我们的改革尤其是投资环境、市场准入、营商环境的改革将成为一个重点。

　　以下为演讲实录：

　　张燕生：首先是非常感谢，学习了彦斌以及人民大学宏观经济分析和预测的团队这么精彩的报告，我重点谈一下，听了这个报告，谈一下初步的心得和想法。

　　第一个问题，这边报告的主题词讲的是结构性变化，我谈一下我对中国经济结构性变化的一个看法。中国经济现实的结构性变化有三个指标是重要的，第一个指标是创新，创新可以从很多的角度看，比如说，我们可以看研发强度、我们可以看发明专利、申请的增长率，我们可以看科技进步的贡献率，如果我们用一个指标，也就是我们讲研发强度，看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变化，我自己经常讲，我们可以看到三个不同的点，处于三个不同阶段的中国。

　　从研发强度来看，东部沿海的七个省市，这七个省市可以看到，他们的研发投入2016年是9830亿人民币，占总的研发投入62.7%，这个板块研发强度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七个东部沿海的省市，他们的研发强度已经超过OECD的平均水平，第一个团队他的研发团队已经超过了OECD的平均水平，2.4个的水平，如果是一个时间的推移，10年、20年，这个地区它的流量积累出存量，将会出现一批一流的实体企业、一流的创新能力、一流的现代金融的发展和一流的人才、人力资本。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团队如何能够构建一流的实体企业、一流的创新实力、一流的现代金融，也就是能够运用国际国内多层次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体系构建出这么一个现代金融体系，能够去全球。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团队下一步的营商环境、市场环境、法制环境和它的创新环境，实际上是在全球范围内对标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准。

　　第二个板块，我们可以看到有11个省市，这11个省市主要是中部和西部比较发达的省，他们在2016年投入创新的钱是5342亿人民币，占整个研发投入的31.6%，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板块基本上还处于投资驱动结构，也就是广东、江苏一年投入的资金相当于湖北、四川四年。这个板块可以看到仍然在投资驱动阶段的前期、中期、后期，而这个部分绝大部分都属于内陆地区，这个部分下一步的核心重点是刚才彦斌讲的，怎么能够基于国内需求、国内消费、国内投资的发展，从高速转向高质量。

　　第三个板块，剩下的11个省市自治区，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这11个省市自治区，2016年投入创新的钱只有888亿，所占的比例在全国的二十分之一，也就是，广东、江苏投一年的钱相当于这11个省投两年半。因此，这11个省市实际上现在仍然处于资源驱动阶段，还没有进入投资驱动阶段。因此，这个地区怎么保护好绿水青山，怎么能够走好“一带一路”，这个地区，新疆是“一带一路”的核心区，广西是东南亚的最前沿，云南是面对南亚次大陆和东南亚的桥头堡，因此从这个地区来讲，怎么能够保护好绿水青山的同时，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来讲，“一带一路”将是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对外开放、对外合作，他用的词叫“管总规划”（音），这个地区怎么能够聚全国之力全方位开展国际合作。

　　我们可以看到，从创新的角度来讲，我们中国有着三个完全不同的板块，任何一项宏观政策要考虑国内地区、城乡巨大的差异。

　　第二个指标，也就是结构的变化，结构的变化能够看到什么呢？这个地方举了一组数据，也就是比2016年、2017年两年，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它的GDP的增长率，我们能看到过去的十年，有九年江苏的GDP增速、山东的GDP增速快于广东，江苏和山东的工业增加值的增速快于广东，但是2017年这两个省全面落后于广东，你会发现，到2017年这两个省江苏、山东不但是GDP增速慢于广东，而且财政收入慢于广东，工业企业的利润慢于广东，九年速度都是快于广东的地方，第十年会发现GDP的差距拉大，财政收入的差距拉大，工业企业差距拉大。

　　我经常问自己，为什么？我们看到过去十年GDP的增速和工业增加值的增速掩盖了结构性的转换和动能的转换，也就是过去的十年，如果我们不看GDP、不看工业增加值的增速，我们看货运量、用电量、增长率，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率和进出口的增长率，我们会发现过去十年，江苏、和山东落后于广东，总量还保持着一定增速的时候，由于新旧动能的转换、结构的转换和体制转换的滞后，在东部沿海地区七个省市出现了分化。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像广东、浙江、上海，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讲，进入到比较主动的发展状态，但是可以看到山东、江苏在新旧动能转换方面、结构转换方面确实是落后了。

　　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看另外两个指标，如果我们看省内的差距，地区之间发展的差距，如果我们看政府市场社会他们之间所形成的合力，实际上广东省内的差距是显著大于江苏、山东、浙江的。而且政府、市场、社会的协调性，也是存在着缺憾的，为什么？我们说解决不充分的矛盾靠市场竞争的压力，解决不平衡的矛盾靠政府的作用、靠社会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可以看到，当前中国经济从结构性变化，一个非常显著的问题在分化，无论是第一阵营还是第二阵营、第三阵营，都可以看到新旧动能、新旧结构和新旧经济之间的分化。

　　第三个结构性变化，就看它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比重来区分，即使是在同一个发展档次的地方，你的动能差异、结构差异、体制的差异是什么？这是我首先讲的第一个问题，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人大的宏观组，尤其是刚才彦斌的报告，这是我学到的第一个感触比较深的，结构性变化比总量的增长更重要，质量的变化比速度更重要。

　　第二个问题，也就是对彦斌的报告和人大课题组的报告，对重大挑战给我留下非常深的印象。重大挑战主要是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重大挑战是课题组提出了很重要的一个判断，我们的一些重大需求已经到了峰值或者已经过了峰值，课题组的报告讲了，制造业的投资、基础设施的投资、房地产的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的投资，可能已经过了，在2018年将会达到或过了峰值。意味着，过去40年支撑高速增长的三大投资需求，支撑过去40年的高速发展，一旦过了峰值，它们将会减速，新的需求、新的投资、新的动力是什么？这里面涉及到一是外商投资经过了过去几年的停滞，有没有可能出现增长的新高潮。

　　2018年美国企业在中国的白皮书，你会发现，美国企业对中国下一步的发展前景看好的还是主流，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现在的问题是外商来华投资，70%以上是服务业，是技术服务、研发服务、信息服务、专业服务，而在这些重要的服务领域，我们的市场准入、我们的投资环境、我们的制度规范，这个部分无论是改革还是以国际通行规则对接，还是有着非常显著的差距，尤其和制造业相比。因此，要想把外商来华投资形成一个投资新的需求增长点，就意味着我们的改革尤其是投资环境、市场准入、营商环境的改革将成为一个重点。

　　大家知道，现在中国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很多的地方他们喊出的口号是对标德国、对标欧洲，对标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把全球最优质的跨国公司引到本地来，为本地的草根经济、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能够树立起一个榜样，全球高品质的跨国公司，他们是如何管理、如何生产、如何销售的？像佛山，为了把长春一汽大众引到佛山，GDP算长春的，税收算长春的，我出土地、我出配套资金，你把一个60万辆乘用车的厂落到我这个地方，目的是要给本地的草根和本地的民营、本地的中小，帮助他们从游击队到正规军，脱胎换骨转型，为他们树立标杆。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方面还是有非常大的潜力。

　　二是刚才无论一鸣主任还是培勇院长、彦斌院长都谈了民营企业，民营企业投资和民间投资怎么能够出现一个新的投资浪潮，在这个问题上，我自己总是会有这么一个可能不一定正确的看法。过去40年，我们改革推动力度比较大的是制造业，我们看一看我们制造业所有制结构是什么样子？我们的制造业，民营企业的比例是61.2%，外商投资企业的比例是11%，国有企业的比例是27.8%，也就是说可以看到，中国的制造业在过去40年，会成为世界制造第一大国，很大程度是一个比较有效率的混合所有制的结构。我们如果用这样的一个混合所有制结构来衡量我们的金融，我们金融国有企业的成分占到91%，我们可以衡量我们的科研占到90%，衡量我们的教育、衡量我们的批发零售、衡量我们的经营租赁，我们可以看到国有成分都是在七成以上。因此，你要想要民间投资活跃，除了前面几位嘉宾讲的产权问题和对民营市场准入的一视同仁等等这些重要的因素以外，怎么能够让我们的现代服务领域和一些重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也能够像一般制造业那样，民企占六成以上，外企占一成以上，国企占三成左右，形成一个混合所有制的结构，我叫“引狼入室、与狼共舞、培养狼性”，我相信民间投资一定会出现好的机会。也就是为创新引发的投资、为绿色引发的投资、为民生引发的投资，所有的这些新投资需求领域都要求要有新的市场、新的规范、新的制度、新的结构相匹配。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重大需求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除了投资以外，第二个领域像煤炭，这种传统能源的需求结构也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还包括钢铁、水泥、电解铝，重化产业所产生的投资需求，都在发生重大的峰值变化。

　　第二个挑战，也就是我们的资源环境的底线，为下一步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发改委能源所提出了三条线，第一条，资源环境消耗的上线、第二条，环境质量的底线，第三条是生态保护的红线。最近和研究人员讨论正在做一项研究，中国14亿人实现现代化，能源消耗、环境容量的消耗应当采取一个什么模式？如果采取美国的模式，三个地球五个地球都不够，如果采取日本和欧洲的能源消费模式和环境容量消费模式，地球仍然是不可承受的。我们应当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呢？我们是不是要采取一个比日本和欧洲更加能够节能环保、绿色发展、低碳发展的模式呢？如果是这个模式，我们会发现技术、基础结构、制度、产业和整个国民的行为，都应当发生重大的变化。

　　第三个挑战，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产业结构和人工结构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从产业结构来讲，经常会讲的三个变化，第一个变化，过去40年，我们的产业结构发展中间的代工模式是不是应该结束了？刚才一鸣主任讲到了，中心的案例，过去几十年的山寨、简单、模仿、抄袭的模式是不是应该结束了？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看到整个的经济、社会以及方方面面都面临着，如何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转换。

　　第二个问题，我谈一下彦斌副院长和人大的这篇报告讲的结构性去杠杆，对这个问题简单地谈一下我自己初步的看法，报告中间有一组数据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报告讲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也就是我们的杠杆率提高了114个百分点。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十年，中国都是一个加杠杆的过程，我把这组数据和过去的十年，我们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是在30%以上，2009年我们的贡献率高达50%，过去十年都是在30%以上。

　　你可以看到，过去的十年，中国人都是用加杠杆的方式为世界走出危机的泥炭做出贡献。我记得美国的前财长斯诺在十年前讲过一句话，美国要想从国际金融危机的泥炭里爬出来，我需要十年，这十年谁替美国拉车？中国、印度。我的问题是，加杠杆的周期是不是应当结束了？能不能够结束？我们大家知道，中美的贸易摩擦以及美国的加息、减税、缩表和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它仍然需要一个大国为它在未来的十年拉车，它会用贸易摩擦、贸易冲突、贸易战的方式逼着你继续加杠杆，一直加到你崩溃，使你成为第二个日本，我们能够从这个怪圈里摆脱出来吗？

　　另外，彦斌院长刚才报告也讲了，过去十年国企和地方政府是稳增长的重要力量，这里面涉及到2008年的危机究竟是我们的危机还是他们的危机，我个人认为2008年的危机是欧美生产网络的危机，而不是东亚生产网络的危机。我们东亚生产网络除了为欧美代工受到重大影响以外，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都没有受到重大的影响，但是过去十年却以稳增长，我们加了十年杠杆。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就在想，无论是地方债还是国企债、企业债、居民债、居民杠杆率，核心的问题是一句话，推动杠杆。中国过去40年高速增长的时代过去了，下一步要转向高质量发展，结构性去杠杆的结构性，要在结构性、体制性和高质量做足文章。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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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剑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