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倡导就业最大化

　　“社科院研究所作为特殊的部门，为决策者服务是最合理的目标。但并不是他爱听什么我们就说什么，而是我们独立研究。”

　　本报记者 郭晋晖 发自北京

　　如果以动、静来划分人的性格，蔡昉一定属于后者。他习惯于理性地思考问题，以心 灵的平静来抵抗日渐喧嚣的世界，坚守自己的学术理想。而这两年来中国的现实却让他觉得难以平静。蔡昉的思考是，“经济的高速发展，使中国似乎一夜之间就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经济大国，但同时各种社会矛盾加速累积，中国正在经历最不踏实的时期。”

　　蔡昉积极倡导就业优先的原则，即国家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的时候，尤其是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以及与经济发展相关的一切规章制度，都要以促进就业最大化为原则。“这就是我对‘

十一五’规划最直截了当的建议。”蔡昉说。

　　蔡昉，曾经是中国社科院最年轻的所长之一，国家级“具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今年已是他担任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的第八个年头。在过去的七年里，他带领着这支团队实现了新生。

　　“我的天性可能就是迟钝一些，永远比别人慢上一拍半拍的，但我觉得也没有关系，关键取决于最后谁坚持得久。”2005年末，一个冬日暖阳照耀着的下午，蔡昉以这句话作为开场白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专访。

　　扭亏“人口所”

　　在朋友的眼中，蔡昉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然而完美主义往往意味着比别人付出更多。蔡昉往往到凌晨一两点才能睡，早晨7点就会起床，常年的睡眠不足令他的双眼透着血丝。但多年来，蔡昉恪守学者本位，坚持把学术研究放在工作的第一位，“我从来都没有放下过研究工作，而且保证最基础的研究从来不断。在这一点上，我可以和任何人比。”

　　无论是最初的农业、农村问题的研究，继而探讨中国奇迹之谜，然后转向贫富差距和劳动力转移及城市就业问题，蔡昉在每个领域都提出了独到见解。独到的秘诀在于他敏感地意识到社会科学的现代学术规范化，即理论性与实证化相结合的倾向，并提早一步运用在自己的研究中。

　　蔡昉把以这种现代规范进行的研究称作基础性研究，并认为这种学术规范可以保证所得出的结论最大限度地接近真实。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1998年担任社科院人口所所长后,蔡昉着手进行改革。由于抓不住好的选题，缺少课题资助，当时很多大学的人口研究所都撤销了，社科院人口所也一度人才流失严重。人口所一度被认为是没有发展后劲的社科院五个研究所之一。

　　从1998年开始，到2002年正式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蔡昉用了整整四年的时间，实现了一个研究所的脱胎换骨。2003年，人口与劳动研究所被报道为社科院最具声誉的四个研究所之一，在国内外有了广泛的影响力。当年3月，他应邀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讲解世界就业发展趋势与我国就业政策研究。

　　献策“

科学发展观”

　　蔡昉眼中的学者应该是，首先做扎实的工作，做详细的计量分析，为自己的结论提供依据。但是做完以后要让别人知道你的结论，也就是说要实现成果的转化。“我希望我自己，以及我们所里年轻的研究人员能够成为这类学者。”

　　在蔡昉的心目中，如果一项研究成果，老百姓看不到，大部分同行看不到，政策的制定者看不到，那么它的价值就被打了折扣。所以，他所主持研究的课题，大多都具备翔实的材料、大量的调查数据、精确的数量模型和可具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社科院研究所作为特殊的部门，为决策者服务是最合理的目标。但并不是他爱听什么我们就说什么，而是我们独立研究。”蔡昉表示。

　　蔡昉偶尔会畅想一下他所希望的生活：“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所有时间都能用来作研究。我的个性就是这样的，喜欢自己坐着去研究问题，把它做成论文，然后分解为人家能够都懂的东西，再写成小文章。”

　　不过，这在短期内无法实现。作为政府智囊机构的成员，蔡昉还有很多事情要忙。2005年是国家研究制定“十一五”规划的一年，对经济研究人员提出了很多课题。与此同时，中宣部还委托他做一个关于“科学发展观”的题目，而且他还被聘为国家“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的成员。“科学发展观”成为蔡昉这一年中思考最多的问题。

　　这次对于“科学发展观”的研究，蔡昉又一次回到了他学术生涯的出发点——“三农”问题。他观察到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不遗余力地提出增加农民收入问题，但农民收入增长还是比不上城市人收入增长，原因在于原来只是把“三农”政策当成独立的、去帮助提高农民收入的政策，而没有作为整体的政策倾向。

　　他认为，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新农村建设，提出以工补农，以城促乡的新思路已经不是就“三农”讲“三农”，而是讲城乡关系和工农关系，后者本质上是国家和农民的关系，把“三农”问题纳入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总进程，这将是“十一五”规划中关于“三农”问题的很大变化。

　　就业优先

　　儿时的蔡昉从来都没有想过会成为一名学者。生在城市、长在城市的他，中学一毕业就去插队了，那时唯一想的就是能够招工回城。最大的愿望是能当产业工人。

　　从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到1989年博士毕业，蔡昉一口气念完了所有的学位之后，正式踏上他的学术生涯，转眼17年过去了。

　　很多曾经一起工作过的朋友选择了离开，而蔡昉留了下来，这成为他不断扩宽研究领域的原因之一。“大家都在变，我没有变。既然外面不变，里边研究的内容就要都变一点，要不很可能会出现审美疲劳。”蔡昉笑着说。

　　经济学研究及其他国家发展的经验表明，人均GDP达到1000到3000美元的社会阶段,是最容易产生社会矛盾的阶段。在这个区段上，国家可以继续发展，也有可能停滞不前，造成这两种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收入差距是否合理。相对来说，在收入比较稳定、收入差距不会持续扩大的情况下，社会就比较稳定，没有特别严重的社会冲突，可以继续保持增长。反之，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会不断扩大矛盾，最终导致经济停滞甚至倒退的状况。

　　蔡昉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人均收入的提高可以有两种途径，一是就业人口的工资水平不断提高，但另一部分人口没有就业或就业不充分，收入没有什么提高。另一种途径是依靠更加广泛人口的就业，平均工资可能增长不快，但总体人均收入水平仍然可以快速提高，而且收入分配比较均等。

　　“在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情下，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收入差距的缩小，主要依靠后一种途径来实现。”蔡昉表示，国家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的时候，都要以促进就业最大化为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