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中的企业家--三十年企业家形象的变迁

　　风景中的企业家

　　——三十年企业家形象的变迁

　　企业家身上的“改革者光环”已经日渐褪去，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及企业家开始剔除那些不现实的、虚幻及被夸大的“使命激素”，让“企业家”重新回到职业的层面

　　文/吴晓波

　　乡村能人·改革家

　　费正清在《剑桥中国史》中曾经写到：“在中国这部历史长剧的发展中，中国经济没有占据显要位置。它只是一个配角——也许有几句台词——听命于帝王、官僚、外交官、将军、宣传家和党魁的摆布。”在过去的三十年里，这段话显然被改写了，因为在一个以致富为惟一主题的商业时代，能够创造财富的人成为了最显赫的主角。

　　一开始，首先富裕起来的人们都是一些边缘地带的人，如从土地里逃脱出来的农民，找不到工作的复员军人，失意的底层官僚和教师等等，他们一无所有地从体制里挣脱出来，在一片没有任何产业基础的土地上打造出了自己的事业。他们被称为“能人”却并不被尊重。上世纪80年代中期德国《明镜周刊》在一篇报告中说，“在中国，农民胆大而鲁莽,只有他们才敢于放手行贿、走私、造假、贪污，从而给企业带来活力。”《亚洲华尔街日报》的评论则说，“很多农民企业家几乎没有任何商业方面的经验，不知道如何管理一家工厂，不知道如何做财务报表，也不知道怎样才能生产出质量合格的产品。”但是，就是这群人把中国拉出了计划经济的泥潭。

　　在三十年的中国企业界，国营企业的经营者是一个带有悲剧色彩的群体，跟乡村能人们相比，他们显然更有职业素养和专业知识，他们握有让人羡慕的资源及政策扶持，但是，他们又被体制束缚得手脚麻木——耐人寻味的是，一直到90年代初期，国营企业家们还在喋喋不休地抱怨中。在1993年的全国“两会”上，当时国内最大的钢铁公司鞍钢总经理李华忠羡慕地对身旁的辽宁省海城市东房身村党支书王国珍说，“我的权力还不如你的权力大。”从一开始，他们就试图通过各种改革的方式让自己获得松绑，因此，在很多年里，他们一直是以改革者的形象出来的。而无一例外的是，他们的改革最终都被证明是徒劳的。在1978年到1987年期间，从周冠五到步鑫生、马胜利，每一个改革者的命运莫不如此。

　　企业家·国家英雄

　　“企业家”这个名词被正式起用是在1988年前后，这一年4月，评选出了第一批“全国优秀企业家”，在此之前，被称为“家”的大抵只有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等等，为商者并不入流。因此，据青岛双星的汪海回忆，是否应当称为“企业家”在当年有过一次不大不小的争议。

　　不过，对企业家的称颂已经日渐成为了主流的声音。《华尔街日报》在一篇报道鲁冠球的文章中称他是一位“国家式的英雄人物”。就跟20世纪初期的美国社会一样，在改革开放后的十年，中国进入了一个财富创世纪,一个对商业顶礼膜拜，深信技术的进步将洗去一切贫困、不平和忧伤的大年代真正到来了，年轻的知识界开始朗诵起亨利·卢斯的那句名言：“商人必须被当作最伟大的职业。”

　　必须指出的是，这种自我崇拜的情绪首先是在企业家群体内发酵起来的，中国人从来不缺乏参与政治和改造社会的热情，现在突然发现，原来通过商人的角色和商业的手段也可以达到改天换地和青史留名的理想，于是便出现了一大群意气风发的企业家，他们开始放大自己的使命，并随意地指点国家的改革方向。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应该就是牟其中，这位早年因写作万言书《中国往何处去》而入狱的四川人把所有的政治热情全部异化成了商业上的骚动，改造3000家国营大中型企业、放卫星、开发“北方香港”、举办华人经济论坛，最终他陷落在无度的激情之中。

　　首富·原罪者

　　公众及企业家群体对财富的崇拜，从每年一度的富豪榜热浪中可以被清晰地观察到。1995年2月，《福布斯》杂志首次发表中国内地亿万富豪榜，希望集团的刘永好兄弟以6亿元人民币名列首富，之后四年，《福布斯》停止了这项评选，直到1999年，一个叫胡润的英国青年重新拾起这个游戏。恐怕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份缺乏精确性的榜单会一年接一年地在商业界溅起如此复杂的社会心态波澜：羡慕、仇恨、鄙视、追捧。一直到今天，它还是中国商业圈的一个风向标。那些在各种富豪榜上被“计算”成首富的人们—先后超过十位——都成了知名度最高的企业家，他们的致富传奇、理财手段乃至人生体验都成了一个时期最热门的讨论话题。

　　与首富现象相伴生的另一个社会情绪是，人们开始质疑财富聚集的正当性。在一个制度渐变的转型国家，任何商业上的突破和创新都意味着与现行法制的冲突，因此便存在着无数的“灰色地带”，几乎所有的企业家在创业的原始积累阶段有过种种的灰色行为。2003年10月，在云南弥勒举行的一次企业家论坛上，主持人请问在座的数百位企业家，“谁敢说你们没行过贿？没有行贿的请举手”。据说最后只有五六位举手。我想在当时的氛围中，大家都默认：在多数新兴企业中，一定存在行贿，不行贿是不正常的。很显然，对原罪的质疑，既是部分的事实，也是贫富差距拉大后的公众心理失衡的反弹。企业家身上的“改革者光环”已经日渐褪去，他们渐渐变成了一个独立的、高高在上、却始终被一层质疑的目光环绕着的“金色阶层”。

　　创业家·事业家

　　在历经了三十年的商业变革后，有人为企业家“分代”。不过，总体而言，三十年始终只是一代人。

　　从鲁冠球到陈天桥，中国企业家已经从年龄上走过了整整一代。陈与鲁的儿子、现任万向集团总裁的鲁伟鼎正好同龄，他们将成为未来中国商业的旗帜。但是，如果你要将这两代人做一个清晰的对比，却仍然是困难的。他们身上的基本特征未改。首先，他们都是创业家出身。在进入商海之前，他们都没有任何资本，没有任何背景。且都不是学习企业管理的，而他们所身处的时代，依然是一个转型中的社会，中国商业的基本逻辑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三十年前，鲁冠球去广州参加一个产品交易会，因为不是体制内企业被赶了出来，他不得不在大门外摆摊吆喝。而三十年后，戴国芳新建钢铁大厂，因为不是体制内企业，他成了宏观调控的牺牲者至今被关在监狱之中。

　　尽管企业家是一个最被羡慕的人群，不过它似乎已不是一个“最伟大的职业”，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及企业家开始剔除那些不现实的、虚幻及被夸大的“使命激素”，让“企业家”重新回到职业的层面。在过去的两年里，“社会责任”成为最热烈的话题，如果不被“异化”的话，它可能成为中国企业家向上成长的台阶之一。

　　这是一个正在建设中的国家，从物质、心态到公众思想。哈佛大学的商学史教授理查德·泰德罗认为，美国人最擅长的活动就是成立和创建新的企业。现在看来，中国人也已经越来越擅长这项工作了，不过从成长周期来看，中国企业尚未走完一个轮回，也没有完成彻底的企业家换代，财富仍然在喧嚣中不断裂变重组，还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财富阶层沉淀下来。作为财富创造的主角，企业家仍然将处在时代的中央。他们还将被寄予期望，同时承受应得或不应得的质疑。

　　几天前，我去拜访鲁冠球，63岁的他正站在办公室的那扇窗口前若有所思地看风景，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起70年前卞之琳的那首《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风景中的鲁冠球在看什么，他是在期盼一个更大的厂房，还是开始怀念那片永远消失了的田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