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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刘钊
记者：不久前，国务院下发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您对此有何评价？
郑跃文：我是1988年下海创办非公有制经济企业的。17年来，党和国家对非公有制
经济政策的每一次调整，都让我感到精神振奋。这次对《若干意见》出台的感受更为强烈。我认为这是一份对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文件。它是一个标志，预示着中国非公经济发展已经迎来了灿烂春天。
第一，这份文件是国家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向全世界承诺，要对本国公民贯彻“平等准入、公平待遇”的原则，并且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和领域，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领域，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社会事业领域，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金融服务业，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国防科技工业建设领域。连续五个允许，一扫非公企业发展中的政策障碍。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是一个大的突破，意味着非公有企业与公有企业可以平等竞争、同场竞技了。
第二，这份文件在此轮宏观调控一年后，提出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这对去年“国有资产改革之争”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第三，这份文件提出“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参与西部大开发、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部地区崛起”，这说明党和国家对非公经济的能量已经高度认可。
因此，《若干意见》是一个标志着观念嬗变的历史性文件，它宣告：中国经济从此将不可逆转地走向“全民”的经济，而不是“全民所有制”的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非公经济发展的春天也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灿烂春天，中国经济的后劲和潜力将进一步得到释放。
记者：您认为我国民营企业发展中面临的困难有哪些？
郑跃文：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许多民营企业已经具备了核心竞争力，拥有了稳定的市场份额、知名的品牌和适应国际化发展的人才队伍，具有了很强的合作精神，并在成本、市场和制造领域具有优势。但同时，也面临着很多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缺乏完善的金融体系支持。中国的金融品种不全，对使用金融工具又有种种限制，使企业很难得到全方位的资金支持，影响了民营企业和外国企业的正常竞争。因此，有很多民营企业希望海外上市，与国际资本对接。
二是缺乏国际化贸易体系支持。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在原料采购和市场销售上依靠自身力量，产品出口往往采用一家家上门推销的方式完成，也就是说，中国的贸易体系仍不完善，不能很好地支持民营企业走向国际市场。因此，积极促进企业间正常的贸易往来，加强区域贸易合作，仍有很大的空间。
三是缺乏科技体系支持。低成本和大市场是中国的优势，但中国民营企业研发处于较低水平，专利处于较低层次，保护知识产权意识不足，信息技术应用不足。因此，与中国企业在高新技术领域的合作具有更加广泛的前景。
四是企业管理水平不高。家族化管理是中国民营企业普遍采用的管理模式，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家族化管理是有效率的，但产权结构不合理，资本、风险与决策权高度集中，管理缺乏规范是家族化管理存在的普遍弊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单纯建立在企业家个人魅力上的管理时代的终结，海内外企业相互投资、参股，能够促进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
记者：在您谈到民营企业面临的困难时，把缺乏金融体系的支持放在首要的位置，可见您对此问题非常重视。您认为为鼓励支持和促进非公经济发展，应建立什么样的金融支持体系呢？
郑跃文：缺乏金融体系支持的问题始终困扰着中国民营企业，突出表现为“融资难”问题。我们很高兴地看到，《若干意见》从两个方面对非公经济与金融业的发展提出了明确的意见，一是“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金融服务业”，二是“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财税金融支持”。
在“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财税金融支持”的五条意见中，除加大财税支持力度这条外，其余四条都是关于金融体系建设的。
一是加大信贷支持力度。民营企业缺乏金融体系的支持，首先表现在间接融资难。过去中国民营企业的主要融资渠道是国内银行的贷款，但我国的银行机构比较少，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有十几家，加上城市商业银行，也只有两三百家。民营企业普遍感觉与银行打交道太难。一些银行之所以不愿意为中小企业服务，是因为成本高利润少。对中关村的一项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7000多个企业中，只有330家曾经获得过银行贷款，为数众多的企业虽然效益良好，但却难以获得银行的贷款支持。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设立中小金融机构的审批过于严格。金融机构太少，垄断使中小企业贷款十分困难。2003年，全国工商联就民间投资和金融问题专门赴浙江进行考察，发现地方信用社和民间资本为浙江经济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只有各类中小型银行的出现才能真正解决中小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这一点又与“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金融服务业”是相关联的。
2004年，民营经济创造的增加值占GDP的65%，民营企业缴纳的税收占全社会税收收入的比重为66.5%，民营经济在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达到91.8%。加大信贷力度，支持使最有效率的经济成分产生更大的效率，将为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是拓宽直接融资渠道。由于我国股票市场设计时以支持国有企业改革为主要目标取向，非公经济从境内股票市场直接进行融资的渠道不是很畅通。2003年，民营企业从间接融资市场获取的资金约一万三千亿元，从直接融资市场获取的资本仅仅是一千亿元。一些民营企业被迫选择到境外上市。但是，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对于境外融资也有很多阻碍。同时，对直接融资中的私募融资在法律政策方面也没有明确的说法和保障。此外，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也尚未建立起来。因此，中小民营企业发展中面临的自有资本金不足问题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使很多成长快、前景好的企业由于资本限制而不能正常发展。
三是鼓励金融服务创新。我国金融创新层次还较低，学习吸纳性的创新多，原创性创新少，金融创新靠外力推动，内部驱动不足。我国信托业、基金业还很不发达，金融衍生产品品种也很少，而很多中小企业、非公企业的发展都迫切需要这方面的支持。国务院提出在信用贷款、质押贷款、融资租赁、公司理财、账户托管、保险等方面“开展面向非公有制中小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创新”，对发展中的中小企业、非公企业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是建立健全信用担保体系。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难以找到合适的抵押物，以及中小企业贷款风险高、银行债权难以维护等原因造成的。建立和健全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体系，有利于保障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的资金稳定，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中小企业健康发展。
记者：您认为应如何贯彻落实《若干意见》？
郑跃文：首先，要按照《若干意见》的要求，尽快废除原有的阻碍非公经济发展的不合理制度和政策。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一些制度和政策已经不适应甚至限制了经济的发展，应尽快加以修改或废除。比如，现行一些有关上市融资的规定，其初衷是保障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但民营企业不存在这一问题，应区别对待。以民营企业到香港上市融资为例：在香港上市的境外公司在资本市场增发股票、获取直接融资是非常方便的，上午到联交所提出申请，有可能下午融资申请就获准了。但是我们境内的企业要想通过H股增发，必须首先向中国证监会报告，中国证监会同意以后要经过一个多月的公示期，按香港联交所规定，H股公司增发需经过类别股东大会，这又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这样，等到能从市场上融资最快也要两个多月时间。去年第一季度香港的资本市场情况非常好，很多民营企业都想抓住机会融资，但由于这样的政策程序，两个多月后，市场机会已经失去。不平等情况下的竞争造成我们的企业落后于境外的企业。再比如，由于非公中小企业融资难，所以“境内不贷，转向境外”，但由于存在外汇管制，即使在国外的银行愿意贷款的情况下，企业也必须去找外汇管理部门交涉。要想使用贷款资金，完成程序也要很长的时间。这些都是阻碍我们企业发展的不利因素。因此，希望尽快废除一些不合理的规定，为非公企业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
二是尽快制定配套办法。《若干意见》提出了比较全面的指导原则和框架，还应加紧制定相关的配套办法和实施细则，完善具体措施，确保落到实处。其中关键一点是在制定实施细则的过程中要把政策的对象也就是中小企业、非公有制企业纳入到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来，要多听取他们的意见。
三是转换政府职能，转变监管思路。要根据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特点，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解决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进一步减少审批事项，简化审批程序，提高办事效率。进一步提高服务意识，健全服务体系。转换政府职能的重要一点是要转变监管思路。企业以发展为主，监管部门以防范风险为主。不发展本身就是一种风险，而监管过严有可能限制发展。要找到发展与风险这对矛盾的最佳平衡点，最好的解决办法是靠制度建设。所以，政府部门的监管要从过细的日常监管过渡到注重建立完善的监管制度和监管体系。在金融监管体系的建设上，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一些经验。比如，美国对于金融机构的监管体系可以分为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通过治理结构形成的股东监管。相比之下，国内金融机构在股东监管这方面，做得不够好，出现过一些民营企业利用控股的金融机构给自己企业融资的问题，造成了一些社会风险，更引起监管部门对社会风险的担心。所以我认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首先要在股东的选择上把好关，优化治理结构。第二层监管是市场监管。美国6700多家银行每天都有停业的问题，但并不会造成太大的社会风险，主要是因为银行业有存款保险制度，保险公司为控制自身风险，对于银行的经营情况、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率非常关注，这种市场化的监管体系有利于及时发现、控制银行风险。第三层监管是来自于专业的中介机构，如财务、审计和律师事务所等。第四层才是我们经常提到的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管。如果能够借鉴国外经验，建立不同层次的监管体系，并不断完善，很多问题就有望得到切实的解决。
四是非公企业应抓住这一契机，加强发展战略、治理结构和内部制度的建设，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增强核心竞争力。非公企业应树立正确的发展观，处理好做大与做强的关系。一段时间以来，一些非公企业的发展遇到了很大的挫折，特别是一些涉足资本市场的企业，不少面临危机甚至倒闭。因此，要正确处理好资本经营与产品经营的关系。应以资本经营推动产品经营，以产品经营促进资本经营。
记者：请您谈谈工商联在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经济发展方面应发挥的作用。
郑跃文：《若干意见》已经明确：在“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实践中，“要充分发挥各级工商联在政府管理非公有制企业方面的助手作用”。因此，工商联的作用从过去的桥梁纽带作用提升到现在的助手作用。这是建国以来关于工商联工作的最新提法。因此，《若干意见》的发布，对于工商联的工作来说，既是一种肯定，也是一种鞭策；既是一次机遇，也是一次挑战。
今后，工商联在政策进一步放开的情况下，把“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有利政策落到实处，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要充分发挥各级工商联在政府管理非公有制企业方面的助手作用，就需要工商联进一步加强与政府的联系，不仅要深入调查研究，如实反映实际问题，积极提出意见建议，而且要帮助政府解决一些非公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实际问题。而这些问题，将不仅涉及政府的观念转变，而且涉及权利和义务的划分；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要涉及法律和政治方面的问题；不仅涉及市场运行的规则，而且涉及政府的行为规范；等等。尤其是工商联既不是政府部门，又不是经济组织，如何帮助这二者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实现良好的互动，是对作为助手的工商联提出的更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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