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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中部崛起提供有效金融支持
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行长 徐联初
2004年3月，对热切思发展的中部人来说，是一个期待已久的春天。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把“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作为国家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问
题提出：“坚持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鼓励东部地区加快发展，促进中部崛起，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按照这一发展战略，金融部门必须高度重视中部地区的发展问题，实施有效金融支持，促进中部地区加快社会经济发展步伐。
中部凹陷：一个令人心焦的话题
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安徽、山西6省地处我国中部腹地，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与沿海地区差距逐渐拉大，在某些指标上甚至还被西部赶超，以至于由“得中独厚”或“中部崛起”变成了华中“凹地”或中部不“中”，这种社会经济现象又被人们称之为“中部凹陷”。“中部凹陷”的苗头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到了本世纪初则开始在诸多经济领域越来越明显地显现出来。
——经济增长，东部在快跑，西部在提速，中部在徘徊。从GDP占全国比重看，2002年，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安徽、山西中部六省GDP占全国的比重在1996年的基础上下降了1个百分点左右，而东部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地区这一比重却分别上升了0.4、1.1、0.4个百分点。这说明中部地区经济增速继续落后于东部地区，经济规模与东部地区的差距继续拉大。同时，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也在提速，2002年中部六省的GDP增速除江西为10.5%外，其余均在8.9%~9.5%之间；而西部地区12个省市区中有7个在10%以上，其余为9%~10%之间。人均GDP指标的增幅，中部同样落后于东部和西部。2002年中部六省人均比2000年增长15%，而西部人均GDP则增长了16.6%，东部增幅更是高达24.8%。
——固定资产，东部不减，西部在增，中部已成“锅底”。中部五省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已现落后态势。2003年，中部六省固定资产投资率为27.2%(其中湖北为27.1%、湖南为25.0%、江西为34.5%、安徽为27.5%、河南为22.1%、山西38.1%)，比长三角地区低了近6个百分点(其中上海为35.4%、江苏为29.0%、浙江为33.0%)，比云贵川渝四省低10.1个百分点(其中四川32.7%，贵州47.2%、云南31.5%、重庆43.1%)，比全国总体水平低21个百分点。投资率偏低导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增速的落后，进而影响到中部地区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以湖北为例，据2003年省统计局一项调查，该省机械行业高精度机床拥有量不足2%；钢铁企业中属于国家规定淘汰的设备占51.4%，连铸为46.4%，低于国内平均水平6.6个百分点；建材行业的主体设备中属国内落后设备占40%，一般设备占50%；纺织行业中棉纺设备达到国际、国内先进水平的不足29.0%，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1个百分点。这种状况如得不到改善将严重阻碍中部地区新型工业化的发展。
——城镇人均收入，西部悄然赶上，中部不知不觉中落后。2003年，中部六省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7101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365元，分别只是全国平均水平的83.8%和90.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前10位的省份，东部地区8个，西部地区两个，而中部地区一个也没有。除湖北、湖南两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位居全国中游水平外，中部其他省份该项排名都在20名以后。
——财政收入，西部分量渐重，中部分量渐轻。2002年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安徽五省财政收入占全国比重为13%，比1996年上升了2个百分点，而西部地区这一比重则上升了7.2个百分点。2001年中部五省人均财政收入仅为325元，比西部地区低42元，比东部地区低729.5元。
——“三农”问题，中部是全国难中之难。中部六省农业人口占从业人口的比重高达53.07%，是全国农村人口比重最高的地区，但是人均耕地面积却不足全国平均水平。如果要使中部六省人均耕地面积达到全国平均水平(6亩/人)，要转移农业劳动力3133万，占该地区农业劳动力总量的32.5%，占全国剩余劳动力总量的38.8%。中部六省农民收入低、税负沉重问题也很严重。2001年每个农业劳动力承担的涉农税负达到87元，比西部地区高出21%；耕地亩均税负21.65元，比西部、东部和东三省分别高10.92元、1.10元和13.92元。
中部崛起：孕育于发展潜质中的希望
“中部凹陷”不利于我国经济协调发展。在发展经济学中有一个“牛肚子理论”，指的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问题不少，就像一头陷入泥沼的老水牛，要想让它起来，但牵牛鼻子不行，拉牛尾巴也不行，最好的解决办法是用竹杠撬起牛肚子，再配之以前拉后推，很快就可以把牛拉出泥沼。中国的牛肚子就是中部，如果“中部凹陷”了，中国经济就很难在整体上有新的突破。事实上，中部有很多有利条件，只要政策好、体制优，实现由“凹陷”向“崛起”飞跃大有希望。
——一个城市群，两大经济带，承东启西，沟通南北，中部具有得天独后的区位优势。中部六省南、东、北分别与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经济区接壤，西面则与大西南、大西北相通，共与14个省(市)毗邻，是我国区域关联度最强的地区。同时，中部六省主要分布在沿长江、沿京广线两大经济带上，拥有160多座城市和一个正在形成的以武汉为中心的城市群，是我国交通设施最密集、产业能力最完备、科教资源最丰富、内陆市场规模最庞大、商业联系最频繁的地区之一。这些条件使得中部地区不仅自身发展潜力巨大，而且能够在我国产业梯度转移中起到承东启西、沟通南北的枢纽作用。只要中部发展了，就能形成对西部辐射的现实基础，通过产业梯度转移和各类生产要素的向西扩散推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顺利实施。
——三大平原，水网纵横、物产丰富，科教发达，中部具有突出的综合资源优势。中部六省地处两湖平原、黄淮平原、鄱阳湖平原，是我国著名的商品粮、商品棉和淡水鱼基地，2003年全国10个粮食产量接近或超过200亿公斤的省份中，中部占4个。中部地区雨量充沛、水网密集，拥有三峡、葛洲坝等大型水电工程，水利可开发资源占全国9.9%，是全国重要的水电工业基地。中部还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和原材料基地，有色金属和化工矿产资源都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中部人力资源也很丰富，不仅有大量廉价劳动力，还聚集了全国20%的科技人员。此外，中部地区历史文化底蕴丰富，文物古迹众多，各省都有名山名水，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这些资源共同构成中部地区突出的综合资源优势，是实现“中部崛起”目标的重要基石。
——四大高科技产业，五大传统支柱产业，中部具有独具一格的特色产业优势。产业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中部地区是我国现代工业的发祥地之一，境内拥有以汽车为龙头的机电制造业，以钢铁为重点的材料工业，以农产品深加工为重点的轻纺制造业，以水电为重点的能源电力工业，以金融、商贸、物流为特色的第三产业等五大传统支柱产业。同时，中部近年来依托丰富的科教资源优势，正在重点发展光电子信息、新材料、先进制造业技术、生物医药技术等四大新兴高科技产业。传统产业和新兴高科技产业共生、共存、共发展，不仅支持着当前中部地区经济增长，而且积累了大量的资产存量和人力资本，为中部地区实现“二次创业”奠定了坚实基础。只要在体制创新上下工夫，加大资金、技术、人才引进力度，推进科技成果尽快向生产力转化，再辅之以一定的国家政策支持，传统产业与高科技产业、传统技术和高新技术之间完全可以实现嫁接改造，从而大大加快中部地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步伐。
金融支持：为湖北从中部率先崛起打造强有力的心脏
湖北地处中部腹心地带，区位优势和综合优势明显，无论从历史地位、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在中部的影响力来看，都堪称中部地区的“牛肚子”。要使这个“牛肚子”能够率先崛起，需要多方共同努力。就提供金融支持而言，关键是紧紧围绕湖北省委省政府提出“一主三化”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发展为第一要务，充分发挥金融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作用，优化资源配置，加大金融对农业产业化、新型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的支持力度，促进投资与经济结构调整更有机地结合。
——以支持武汉城市圈发展为契机，加速推进武汉区域金融中心的建设，为湖北率先实现中部崛起培育经济增长极。武汉城市圈是湖北省人口、产业、城市最为密集的地区，加快其发展有利于为湖北经济发展培育一个强有力的经济增长极。长三角、珠三角的发展经验表明经济增长极的培育要依托于金融中心的建立，发挥好金融中心筹集资金、调整结构、扩大就业、增加税收、增强城市号召力的综合功能，提升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为此，加速推进武汉区域金融中心的建设理应成为金融支持湖北中部崛起的重要环节和战略步骤。加快武汉区域金融中心建设，当前重点是要发展产权交易市场和票据交易市场。发展产权交易市场主要是满足湖北制造业的重组改造和高新企业发展需要，为资本进入、退出和促进资本与技术更有效地结合提供交易场所；发展票据交易中心主要利用其交易量大、资金沉淀量大，短期融资方便的优势，为武汉地区企业发展提供短期流动资金。同时，还要在提高外来金融机构聚集度的基础上，注重稳妥实施金融机构本地化发展战略，提高金融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可考虑以武汉城市商业银行为平台，引入外资或其他资本参股，改革其法人治理结构和经营管理体制，扩大与其他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将其打造为支持地区中小企业发展的核心力量。条件成熟时，还可以此为基础组建金融控股公司，促进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在更高层次上的结合。
——以支持“三农”为宗旨，积极开展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帮助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实现战略性调整。中部是我国“三农”问题最集中的地区，如不加以解决，就无法真正实现中部崛起。加大对“三农”的金融支持力度，关键是要解决制约扩大“三农”金融投入的体制性因素，其重点又是要完善农村政策性金融的运作模式，改革农村信用社的经营管理体制，增强它们的经营活力和支农实力。同时，还要规范和引导好农村民间信用，通过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将民间信用合法化；或通过利率市场化改革等方式把民间信用纳入到正规金融体系中来。在改革农村金融体制的基础上，要着力提高中央银行再贷款、农村信用社社员贷款、农村政策性金融和商业金融贷款以及农村民间资本的综合利用效率，既保障对传统农业和粮食生产的资金投入，又重点增加对农业产业化和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的资金支持，扩大对农业科技、水利、公路交通、电力等基础性建设的资金投入。
——以支持工业兴省为己任，加大对重点产业的金融投入，为湖北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提供资金扶持。加快新型工业化发展，走科技兴省之路是湖北调整结构的核心和关键，也是实现中部崛起的必由之路。金融要支持工业兴省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关键是要改革现行的信贷资金管理模式和融资方式，加大对汽车工业、冶金工业、石化工业、烟草工业、高新科技产业、纺织工业、建材工业、食品工业等八大工业行业和以现代物流为重点第三产业及水利、交通、通信、能源等重点基础设施项目的金融投入。为此，要加强金融创新，积极探索利用银团贷款、项目融资、有效合同质押贷款等方式增加对重点产业、重点企业、重点项目的资金投入。要进一步疏通直接融资渠道，加强对待上市公司的发掘和指导，储备一批资质好、有潜力上市后备军。要加快建立和完善湖北的创业投资体系，通过地方税收减免、财政贴息等方式引入境内、境外风险投资资本或其他战略性投资资本。要加强信贷征信体系和信用担保体系等金融市场辅助设施的建设，着力解决融资中的信息问题和信任问题。
——以支持涉外经济发展为目标，优化金融服务，为扩大招商引资和增加出口创造良好环境。外向度不高是湖北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表现和重要原因。为了提高外向度，一方面要抓住发达国家和国内沿海地区资本和产业转移的机遇，努力吸引境内外大公司、大财团来鄂投资建立技术含量高、带动力强的知名品牌项目；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重点产业在扩大出口中的作用，提高贸易便利化程度，积极营销，扩大湖北产品的海外市场。在这两方面，金融部门都有充分发挥的空间和余地。一是可以大力发展保理、打包放款、福费廷等贸易融资方式，为企业出口提供更多融资便利。二是可以积极利用衍生金融交易方式为涉外企业控制风险，降低交易成本，帮助他们建立和完善外贸风险监测和管理机制。三是商业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可以相互配合，发挥各自的专业优势，支持船舶等大型机械设备的出口。四是在简化外资管理手续和进出口核销手续，提高贸易、投资便利化程度方面仍然大有可为。五是可以充分利用金融部门客户资源丰富、信息渠道广的优势，为地方政府引资提供信息服务，做好牵线搭桥。
——以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和民营经济发展为重点，为进一步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提供金融服务。金融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和民营经济发展对于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消除制约湖北经济发展的体制性因素具有重要意义。为此，要把国有企业改制重组与完善发展资本市场和产权交易市场结合起来，利用资本市场和产权交易市场进一步疏通国有资本进出渠道，调整国有资本投资结构，增强国有资本在产业发展中的引导作用。要妥善解决国有企业改制中的银行债务问题，尝试通过“债转股”等方式支持大型国有企业实行改制。要充分发挥下岗职工再就业贷款和各种社会性、商业性保险服务的作用，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配套服务。要利用动产抵押贷款、无形资产抵押贷款、互保联保抵押贷款等新型抵押担保贷款方式和金融租赁、典当等特色融资方式，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在条件成熟时还可考虑引入民间资本参股区域性金融机构，进一步加强金融对民营经济的支持力度。
——以支持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核心，完善金融调控和监管，实现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的“双赢”。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化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因此，金融调控和监管的着力点也要放在支持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上。要通过金融调控和监管，从源头上控制住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的资金来源，使工艺落后、产品质量低劣、浪费严重、不具备安全生产能力的企业得不到资金支持。同时，要充分利用金融调控和监管手段引导金融机构优化信贷结构，培植一批具有规模效益和综合竞争优势的大公司、大企业以及一批产业配套能力强，具有集聚效应和富有活力的中小企业群。要增加对企业技术改造的信贷支持，探索利用风险投资资金和高新产业企业创业贷款的方式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要通过开展助学贷款等方式，加大对教育和职业培训的金融支持力度，切实提高劳动者的素质。要继续抓好信用环境建设，注重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增加诚信教育的内容，坚持不懈地改善经济发展的信用环境。
(责任编辑 查子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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