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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斯丹利首席经济学家 斯蒂芬-罗奇
现代全球经济从未像今天这样失衡。这种失衡的最突出表现是，经常账户赤字(主要在美国)与经常账户盈余(主要在亚洲，欧洲也勉强算得上)之间的悬殊已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据我们估算，在2004年，这些盈余与赤字之间的差额已创纪录地达到世界GDP的3%。由此造成了多方面的紧张局面：从融资方面来看，美国在每个交易日都需要26亿美元的资本流入
；从政治角度而言，它将引发贸易纠纷。我认为，这些挥之不去且日益扩大的失衡对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形成了越来越严重的威胁。
当今全球经济失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世界上新出现的单极增长动力所导致。在1995～2002年期间，拥有世界产值30%的美国，占据了全球GDP累计增长的98%。换句话说，世界经济总量中的其余70%仅仅占这期间全球GDP累计增长幅度的2%。这些结果是根据市场汇率折算出来的。因此，它们既反映了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在实际增长方面的差距日益扩大，同时也说明了在这7年当中美元的急剧升值。由此观之，恢复平衡不仅需要纠正经济增长上存在的差距，而且还要调整货币方面的偏颇。为此，我们不但要把全球消费中心从美国转移出去，而且要求美元进一步贬值，同时美国还要继续提高利率。惟有如此，世界才能在恢复全球经济平衡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当然，要彻底消除世界经济所面临的困难，并非一朝一夕、轻而易举的事。恢复平衡需要群策群力，世界上主要的经济体——特别是美国、欧洲、日本和中国——都应责无旁贷。在我看来，恢复全球平衡必须具备以下三个基本条件：一是转换全球的储蓄与消费；二是提高经济结构和金融的灵活性；三是建立新的国际政策合作机制。为了成功地恢复平衡，我们必须慎重地制定传统宏观经济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同时还要全面推进宏观结构调整。上述行动事不宜迟。以资产泡沫为例，如果我们坐观全球失衡继续恶化，到时就很可能不得不采取急刹车或硬着陆来纠正失衡。可喜的是，全球的决策层目前终于意识到恢复平衡的紧迫性，虽然他们在着手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之前过于优柔寡断。
医治美国的妙药
平衡全球，必先平衡美国。这不仅因为美国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更主要的是由于美国乃当今世界严重失衡的策源地。我认为，美国最大的问题是国内储蓄空前不足。2002年以来，美国的国民净储蓄率(net national saving rate，这是一个剔除货币贬值因素后反映家庭、企业和政府部门总体储蓄状况的指标)一直徘徊在历史低位——仅在1.5%左右。由于国内储蓄不足，美国只得吸纳国外的储蓄盈余以维持本国经济增长，从而必然导致庞大的经常账户和贸易赤字。2004年第三季度，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占到GDP的5.6%，创下新的纪录。如此巨额的赤字可不是轻而易举就能消除的。归根到底，这都是美国国内储蓄严重不足所引起的后果。
由此可见，美国在全球恢复平衡过程中的作用相当明确，那就是竭尽全力去解决储蓄不足问题。主要途径有二：一是鼓励个人储蓄；二是减少财政赤字。令人惊讶的是，至今居然还有许多人认为美国消费者不存在储蓄不足问题。他们宣称：不要在乎2004年10月0.2%的个人储蓄率，理性的投资者通过自己在资产市场明智而谨慎的投资，已经找到了各种新的、富有创造性的存钱方式。这种思想滋生于20世纪“喧嚣的90年代”的股市泡沫，如今，接力棒又传到了巨大的住房价格泡沫上。
美国以往实行的是以收入为基础的储蓄战略，如今转而实行以资产为基础的储蓄战略，权衡二者间的利弊，已成为所谓“资产经济”的主要特征。这场转变所带来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将以收入为基础的国内储蓄维持在极低的水平，同时不断扩大经常账户赤字。这种倾向所造成的全球影响也同样深刻。以资产为基础的美国消费动力不仅驱动着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国经济，而且还需要通过无止境的资本流入来获取廉价的融资，以便维系日益膨胀的美国资产市场。
以如此方式来维持世界的运转，其后果不堪设想！一旦资产升值达到极限，自然就会大难临头。到那时，资产泡沫破灭将迫使储蓄短缺的美国消费者别无选择地重新构建以收入为基础的储蓄机制，其结果势必抑制美国的消费，损害那些以出口为导向的其他国家的利益。在恢复全球平衡的过程中，美国当局面临的主要挑战就是如何鼓励居民储蓄，从而挺过痛苦的最后关头。不幸的是，实施储蓄政策的传统方式——创造新的账户，如个人退休账户(IRA)和401K退休金账户——在鼓励储蓄方面已经令人不敢恭维。这些工具主要适用于将一种形式的账户转变为另一种形式的账户，却无法增加新的储蓄。对此，我倾向于采取一种比较激进的办法，即提高消费税。为了简便易行，我主张征收国民销售税(national sale tax)，而不要搞操作复杂的增值税。为了不失公平，每一项征税方案都应当设置缓冲措施，以免伤害到低收入阶层的利益。一个储蓄短缺的国家，必须建立激励机制，扭转毫无节制的个人消费习惯。国民销售税将是这种激励机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举措。
对于如何提高公共部门的储蓄率同样众说纷纭。我只想在预算赤字这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上谈两点个人的看法。首先，大多数预测都将未来5年美国的预算缺口设定在GDP的2.5%。正如大卫·格林洛(David Greenlaw， 摩根斯丹利经济学家)所指出的那样，虽然这样的预算赤字基本上与1969年以来的平均水平相当，但由于美国目前个人储蓄极度短缺，预算赤字在当今(以及未来)的影响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仅冲这一点，华盛顿就不应当因为赤字处于平均水平而高枕无忧。其次，税收改革代价不菲，只有财政谨慎的国家方能承担。美国现在不具备那样的条件。如果凭空假设减税可以自动融资并据此将2003年的暂时减税方案永久化，这是一种只考虑供给方的做法，从财政角度看是不负责任的。此外，迪克·贝纳(Dick Berner， 摩根斯丹利美国首席经济学家)和我都认为，虽然我们处在一个个人所有权至上的社会，但此时推行社会保障私有化和医疗制度改革同样是不负责任的做法，尤其是前者将涉及到巨大的改制成本，需要联邦政府大量增加负债。因此，检验这些措施是否合理，关键在于它们是否有损于居民储蓄。
降低赤字刻不容缓。鉴于华盛顿在预算控制方面已经失去节制——预算控制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必须寻找一种新的途径来降低赤字。考虑到日益增长的军费开支和本土安全费用，降低赤字更是迫在眉睫。20世纪80年代后期实施的格兰姆-拉德曼(Gramm-Rudman)法案，曾经对财政约束进行强制性规定，因此，我倾向于重新建立这个废弃已久的法律框架。一种可行的办法是建立一套新的现收现付体制(pay-as-you-go requirments)，从而将政府随心所欲的财政预算牢牢束缚。销售税也是增加财政收入的一种有效途径。据我们推算，对随意消费——即排除食品、住房、医疗以及教育等必要消费——每提高一个百分点的税率，美国财政每年可以增加400亿美元的收入。因此，不用大幅度提高销售税即可对财政赤字产生明显的弥补效果。
最后，我认为美国仍需要进一步促使美元贬值。以贸易加权为主要基础来测算，美元实际汇率较2002年初的最高值已经下跌了15%。然而，相对于美国庞大的经常账户赤字(2005年预计至少为GDP的6.5%)，美元的跌幅仍不算大。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美国的经常性账户赤字最高不过3.5%，而同期美元指数的实际下跌幅度竟高达30%。换言之，如今美国的经常性账户赤字几乎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两倍，但美元的跌幅才仅仅为当时跌幅的一半。仅凭这一点，我就可以断定美元将来至少还会再下跌15%。虽然弱势美元难以治愈美国的失衡，但它有可能引发利率调整，对于储蓄短缺、资产依存度极高的美国经济来说，较高的实际利率有助于抑制过度消费。因此，美元进一步贬值所引起的利率调整，将意味着美国在通往全球平衡的道路上迈出重要步伐。
医治欧洲和亚洲的良方
在探讨全球恢复平衡时，如果只谈美国的解决方案，难免会被人指责为美国中心论。因此，我必须强调，平衡美国只不过是解决全球失衡的问题一部分。从许多方面来看，医治世界其他国家正好与医治美国反其道而行之。这是因为，美国的过度消费缘自其他国家的消费不足，1996～2004年，美国的消费年均增长率超过3.9%，几乎是发达国家2.1%增长率的两倍。其结果是，美国的储蓄急剧下降，而其余国家的储蓄过度增长，在1996～2004年期间，美国的国民总储蓄率(gross national saving rate)平均为16%，远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的23%。这些差别也说明，欧洲和亚洲均面临一项挑战——必须将过度增长的储蓄降下来，同时要刺激内需，特别是要鼓励个人消费。
当然，这些事情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不过仍然有几个显而易见的重要步骤可以选择。对于欧洲来说，提高生产率是关键。其最低要求是，必须将大刀阔斧的公司重组、改善劳动力市场弹性以及鼓励IT产业投资三管齐下。正如埃里克·钱尼(Eric Chaney，摩根斯丹利驻伦敦分析师)所言，在未来几年中，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对上述几项工作保持谨慎乐观。如果“联合的欧洲”(Corporate Europe) 能够成功地实施这一战略，其竞争力将大幅提高，就业状况也会得到改善。一旦欧洲在劳动力雇佣方面恢复活力，劳动者的收入将持续增加，从而促使萎靡已久的欧洲消费市场焕发生机。随着美元汇率持续下滑以及欧元的相应走强，欧洲经济的外部拉动增长模式将变得更加脆弱。面对这种处境，欧洲加快向以消费为导向的生产方式转变已成为当务之急。
亚洲同样需要将其经济增长动力从外需转为内需。亚洲在这方面一直缺乏行动。出口和投资拉动型的增长模式已成为亚洲经济发展战略的基础。我赞同谢国忠(Andy Xie, 摩根斯坦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的观点，亚洲的这种增长模式正在失去效用，并且实际上在给全球失衡推波助澜。亚洲的官员大都想方设法阻止其货币升值，以使出口竞争力免遭伤害。防止货币升值的主要做法是将大量的外汇储备回流于美元资产。流入美国的资本不仅弥补了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而且还支持了美国的利率、资产市场、财富效应，并最终刺激美国的个人消费。亚洲无意中助长了美国的过度消费以及由此导致的各种失衡。
因此，为了自身的最高利益(同时也是为了世界的最高利益)，亚洲应当实行更为平衡的经济增长模式。提高汇率机制的灵活性有助于增长模式的转变。灵活的汇率机制不仅可以促使亚洲放弃一味依靠出口的发展战略，而且能够减轻欧洲所承受的美元大幅贬值所形成的压力。日本和中国应当带头解除其本币与美元的钉住或准钉住体制。这种汇率体制转变延误的时间越长，外部赤字所形成的压力就越是容易扩散到政治领域，从而引起贸易争端和保护主义行为。这是任何国家(特别是中国)所不愿看到的结果。
新的政策合作机制
日益紧密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正面临如何超越区域差别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求各国和各地区之间开展广泛的政策合作。我们的世界还缺乏合作精神，大家都错误地认为，最佳全球政策就是一个由最佳国别政策所组成的松散集合。这种想法其实大谬不然。贸易往来、资本流动以及信息交流方面的全球化，无不需要一个统一的政策框架。没有这样的框架，恢复全球平衡的进程将受到严重阻碍。这一点已在我所谓的“全球指责竞赛”(global blame game)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每个国家都喜欢将自己的问题归咎于其他国家：美国不断指责其他国家造成自己赤字猛增；中国也毫不客气地把本国储蓄过高的原因怪罪于美国；日本动辄威胁要再度干预外汇市场；欧洲要员则称近期的汇率调整显得过分“粗暴”(unnecessarily “brutal”)。诸如此类寻找替罪羊的游戏，很容易引发贸易争端和保护主义行动，从而使恢复全球平衡的希望化为泡影。
愈演愈烈的相互指责使全球政策框架迟迟得不到修正。无论是7国集团、10国集团，还是20国集团，大家都需要坐在一起，相互探讨一个更加健全的共同目标和责任框架。我认为首先应当对7国集团——它长期以来一直是商讨国际经济重大问题的主要平台——进行梳理。该集团是上个世纪的产物。它未能将中国纳入其中可谓是荒唐之极。同样不可思议的是，已经统一的欧洲至今仍在7国集团占有三个席位——德国、法国、意大利，此外英国还有一个席位。在此对加拿大的朋友说声抱歉，我冒昧地建议将7国集团改造为一个新的5国集团——美国、欧洲大陆、日本、英国、中国。这应当是一个拥有众多工作人员的常设组织，而不只是为了定期召开几次首脑会议。为此，它需要制定一个明确的章程，其目的在于纠正全球各种经济失衡现象——从汇率错位、国际收支不均，到贸易政策和结构改革方面的诸多事宜。这样一个新组织将对负责全球经济的其他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产生重要影响。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两个机构的整合甚至合并一事久拖不决，我认为现在是该认真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了。各自为政的格局对一体化程度日趋增强的全球经济有害无益，雷厉风行的改革势在必行。
说到底，上述行动方案就是希望彻底消除导致世界经济失衡的根源。也许，认为当今世界强国已经成竹在胸的想法太过天真；也许，正如罗伯特·费尔德曼(Robert Feldman，摩根斯坦利驻东京执行总裁)所言，世界只有在危机降临时才会有所反应。不过，鉴于恢复世界平衡的任务是如此的复杂和艰巨，我只想表达一个非常简单的意思：世界经济正处于极端不平衡状态，恢复全球平衡已经迫在眉睫。美国必须想方设法重新增加储蓄，而世界其他国家则必须着手提高消费。金融资本流动的目的应当是追求最高回报，而不应去刻意扶持货币汇率、出口竞争力或资产市场。此外，世界需要团结一致，建立一个崭新的协商机制，专门探讨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全球化已成为大势所趋，但全球化不会自动服务于各个国家的利益。有一个声音正在唤醒所有国家：对失衡的全球经济不能继续视若罔闻了！
(张 林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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