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访/本刊记者 周 一
我赞成厉以宁的观点，中国的重型化阶段不可逾越。关于如何看待重型化目前带来的能源紧缺等负面效应，我认为任何思路都会有相应的负面效益，关键是你要看清楚，它现在究竟处于什么阶段，我们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不可能一步到位地吃成胖子，这些是必然的。
我们要走什么样的路，关键是要看我们的优势建立于什么基础。目前不是我们要不要发展重型化的问题，而是我们需不需要重化工的问题。我们的重型化阶段不可绕过，如果跳过的话我们只有两个选择，一是买国外的重化工业产品，成就别人的重工业之路；另一个就是我们继续滞留在目前的水平上，不考虑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需求。
需要就必然产生供给，这是市场经济的规律。去年28个省市电荒告急，难道不是说明了我们的需求吗？为什么没有一股脑儿地上彩电，没有人上冰箱！之所以大家选择重型化产业一哄而上，根本原因在于市场需求强大。如果中央相关部门在经济研究、预期和规划上不是过于失衡、过于缺乏的话，怎么可能会出现如此大面积的电荒！这对2003年、2004年中国经济增长造成的损失，应该由谁来承担？
政府应该采取宏观调控的方式，但是究竟应该怎么调，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应该反思为什么这次涉及这么多的产业，从2001年末进入建设，随后两年一下子就热了起来，紧接着就马上叫停！我们应该反思为什么我们做宏观调控，不是调控在事先，而是在事后呢！对于政府和企业来讲双方都遭受巨额损失。
要改变目前重型化发展带来的种种弊端，首先是要制定严格的市场准入条件，针对每一个行业。比如你要建电厂，用市场准入来要求你的相应产能、要求你的单位耗电指数、要求你排放二氧化硫的标准……我相信这样一来有90%的企业都不会再盲目上马了。
正是因为没有预先的市场准入制度，当市场对某种产品或物资需求紧俏时，大家才盲目上马，不考虑当地资源的供给、不考虑当地的环境、不考虑煤电运营的瓶颈制约，都忙着上。这不是重化工带来的问题，我认为还是一个体制问题，主要是当地的政绩驱动呀，上一个大项目，GDP增长多少，带动多少税收等，怎样规避地方政府的这种心态，我认为这才是中央政府应该高度关注的。地方政府要根据自己的优势做出选择，但是实践中地方政府可能会有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但市场经济是有优胜劣汰法则的，所以我们要在市场准入机制下，对所有的参与主体都要公平对待，尤其是对国企和民企要一视同仁。
但是我认为市场准入绝不等于行政审批，行政审批已经被证明基本上是一种腐败经济，有审批就会有人搞平衡。如果我们在之前就制定出了明确的市场准入条件的话，让这个准入条件来判断你能不能做，这样对大家都是平等的。
另外也要考虑到我们国家经济所处的阶段，不能矫枉过正了。比如我们现在上马的硅铁项目，好多发达国家都在搞，挪威、日本和美国都在搞，我也做过大量的考察，可以说我们已经完全达到了他们的各项要求，因为我说要搞第二个世界第一，我肯定要高起点高标准。但是我们自己内部的审批竟然比那些发达国家还严格得多。如果这样的话，我认为就不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