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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吴厉之争”的要点做出梳理，有助于我们理解真实世界中的“重型化”
文/本刊记者 杜 亮
中国经济自2002年下半年以来进入了以“重型化”为标志的新一轮增长周期，这一判断直到现在，依然是学界和商界的一个共识。而围绕着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在学术界先后出
现了两场大的争论：其一是关于中国经济是否“过热”的争论，这一争论从2003年中发轫，直至2004年4月中央政府采取严厉的宏观调控措施遏制经济“过热”，方戛然而止；其二是2004年的岁末，由吴敬琏发起的、关于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否应该选择“重型化”的争论，这场争论一直持续到现在。从内在联系上，关于“重型化”的争论其实是关于“过热”争论的一个深入延续——因为中央定性的所谓“过热”行业，如钢铁、水泥、电解铝等绝大部分属于“重化工业”。
关于中国经济是否“过热”的争论不过是“昙花一现”，但是对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增长是否依托“重型化”的讨论，由于关系到中国经济发展长期战略选择的问题，所以对于争论的要点似乎有必要做出梳理和辨析。根据我们的归纳分析，关于“重型化”的争论主要涉及五大问题：
1“重型化”阶段在中国是否可以跨越？
吴敬琏对于“重型化”的质疑最早始于2004年7月，在十届全国政协第六次常委会专题组会议上的发言，题目是《注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谨防结构调整中出现片面追求重型化的倾向》(其同题的一篇文章11月22日刊登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网站上，随后才引起争论，笔者注)。
吴文指出，“十五”计划时期全国从中央到地方都在说我国已进入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经济结构要向重型结构转化。
“主张发展重化工业的人都以霍夫曼的理论为依据”，但是吴认为，这个属于19世纪时期的粗放增长型理论并不适合中国。“我国是具有后发优势的国家，要迎头赶上，就不能按他的理论。” 吴指出，“从目前来看，我们一些地方依据霍夫曼等人的理论进行结构升级的结果是很快出现资源短缺，还有失业率的抬升。”他认为，中国的工业化后期可以依靠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推动。
针对吴敬琏的观点，厉以宁很快做出了回应。他表示，“重型化阶段在中国不可逾越”，小国可以直接以发展新兴技术为主，但是大国必须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和工业基础。按照其它国家的发展经验，产业结构“由轻到重”，再到“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为主”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尽管从历史上看，中国在建国初期已经经历过一轮重化工业的集中发展，但是那一轮“重型化”并非建立在真实消费需求基础之上的，在结构上存在很大缺陷。
厉以宁指出，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经历了轻工业的高速发展之后，中国的“二次重工化”开始显露端倪。这里面既有“由轻到重”的客观规律起作用，又体现了产业发展本身对设备更新改造的巨大需求。
2“重型化”与“新型工业化”是否矛盾？
翻阅所有的中央和国务院文件，我们均没有发现“重型化”的表述，事实上自2000年十五届五中全会以来，中央关于“经济建设”问题反复强调的是“新型工业化”。在十六大报告中，“新型工业化”的完整表述是：“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这一“国策”切中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长期存在的“粗放经济增长方式”的痼疾，对于中国的经济建设应该说具有长期的指导意义。
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重型化”的实践与“新型工业化”的国策导向是否矛盾？
厉以宁承认，重化工阶段一般都会有四个问题：一、资源消耗比较大；二、污染严重；三、因为是资本密集性行业，因此投资额与创造就业人数的比例比轻工业小；四是工业向城市聚集造成城市的畸形发展。对此，厉以宁认为，重化工阶段不可避免，但技术的跳跃性发展是能够实现的，通过加强技术创新，可以减少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政府也可以通过产业政策和环保监督来加以保障；其次，发展重化工业与发展第三产业、扩大就业也不是对立的，前者虽然本身解决的就业有限，但是可以衍生出很多新的市场就业机会来。厉以宁还认为，“重型化”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也不是对立的。根据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重化工业的发展可以创造出大量的“自主知识产权”。所以，“重型化”与“新型工业化”并不矛盾。
针对吴厉之辩，魏杰认为，不能把增长方式转变和重化工业对立起来。正是因为粗放型增长方式，才造成我们现有不少重化工业高污染、高能耗，但这并非重化工业本身的问题。
3“重型化”是市场推动，还是政府推动？
在吴敬琏的观点中，对“重型化”实践最有力的一个批判就是他指出的：“调整的主力是地方政府。”吴指出，其原因在于：一、财政收入、政绩考核决定地方政府必然要搞产值大、税收高的重化工业；二、政府也有能力发展重化工业，因为它拥有土地和贷款权这两块最大的资源。
但事实上，尽管有众多的地方政府做出发展重化工业的规划，真正发挥“第一推动力”的还是市场力量，而市场力量的介入乃是建立在巨大的市场需求基础上的。如果没有刘永行、王林祥等一批企业家的投资冲动，地方政府也无从推动。至少，这是市场力量和政府合力造成的结果。
4“重型化”是“全面开花”，还是布局合理转移？
今年2月份，传出了一则消息：国家发改委已批准首钢从北京迁至河北唐山曹妃甸。首钢搬迁何以圈定了寂寂无名的“曹妃甸”？因为据说这里是华北地区惟一未被开发的可以停靠30万吨级船舶的深水港口。
中国钢铁协会副会长罗冰生(前首钢党委书记)指出，现在钢铁行业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是成本竞争，而选择铁矿石进口与钢铁产品输出的最短距离是保证企业成本优势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国外钢铁企业一般都是“临港布局”。从国内来看，宝钢一个重要的竞争优势就是靠近港口。
而建国初期，在“备战备荒”思路的指导下，我们把包括钢铁在内的重化工业大部分布局在偏远的内陆，这就是所谓的“大三线建设”。这种布局随着中国资源的日渐匮乏和改革开放以来原材料来源的日益全球化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
从目前“二次重型化”发展的趋势看，提出“重型化”目标的地方除了以内蒙古为代表的内陆省市，还有相当数量属于沿海、沿江地区。比如宁波、广州、湛江乃至深圳。而这些地区中好几个都是吴敬琏所批评的“片面重型化”的地区。尽管存在某些地方政府不切实际的规划，但从整体上看，重化工业布局还是在市场力量推动下，向具有原材料、运输优势的地区聚拢。
5“重型化”是否是中国出现“煤、电、油、运”紧张的“罪魁”？
2003年以来，伴随着新一轮经济快速增长，中国出现了“煤、电、油、运”全面紧张的状况，使企业的正常生产和居民的正常生活受到影响。重化工业如钢铁、水泥、电解铝等投资的快速增长、产能的急剧扩张被认为是造成这种局面的直接原因。很多媒体也借此来质疑和否定“重型化”。但是换一个角度看，这种经济发展不协调局面的出现恰恰是某些宏观调控部门缺乏预见、缺乏长远规划以及对某些具体产业管制不当的结果。
背景：“吴厉之争”中的主要观点
吴敬琏
“十五”计划把经济结构调整作为主线，提出要调整产业结构，现在的问题是谁应该成为调整的主体？在市场经济中由政府直接进行结构调整就是错位。但现在从全国情况看，经济结构在向重型化工业方面转化，其调整的主力就是地方政府。其一政府作为调整主体，财政收入、政绩考核决定政府必然要搞产值大、税收高的重化工业；其二政府也有能力发展重型工业，因为它拥有土地和贷款权这两个最大资源。产业结构调整应该发挥市场的力量，现在政府在那里纷纷投资、纷纷参与是不对的。
现阶段中国在工业化的道路上，不应选择重型化，但也并不是说某些地方不能搞重型化。我们要警惕一些地方政府依据西方过时的理论调整结构，推动当地产业重型化发展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对我们这种资源紧缺的国家，不能沿着别人走过的道路再走一遍，在工业化后期进入重工业阶段。
这种结构向重化工业的升级结果是很快出现资源短缺。近年浙江努力向重工业转型，资源出现严重短缺。浙江电力弹性系数是1.17，应能满足需求，但去年开始已普遍拉闸限电，现在是开四天停三天。原本浙江就业情况一直很好，但现在也不行了，重化工业创造的就业能力很差，浙江目前城镇登记失业率停止不动，据说还有升高趋势。
我国工业化后期发展可以选择依靠第三产业和小企业的发展。第三产业能促成大量就业，其发展对于效率提高具有极大作用。
厉以宁
从发达国家发展途径来看，工业化从轻工业开始后来转入重工业阶段，再转入高新技术IT阶段，一般都会有这样的过程。但是重化工阶段一般都会有四个问题：第一，资源消耗率比较高，尤其是矿产资源消耗很大；第二，污染严重；第三，重化工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因此按照投资额和就业人数增长来比比轻工业少；第四，轻工业重型化后造成投资和发展的矛盾、不协调。
因此有人提出能不能在目前阶段绕开重工业阶段，直接进入高新技术阶段，动机当然是好的，但不切合中国国情，绕开这个阶段，对中国这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是不现实的。从商业上来说是回避不了的，因为第一我们要有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这就包括要有重化工产业；第二，我们的资本增加，不能完全依赖国外，肯定要建立自己的基础工业体系。第三，我们一定要注意到中国要有自己的国防力量，国防的强势是在重工业的基础上，不光需要高科技，还需要钢铁。所以说重工业阶段中国是绕不开的，但技术是可以跳跃性发展的，我们可以采取先进的技术来发展重化工企业。要采取一些新兴技术来发展重工业，比如对技术提出一些标准，另外还要有自主知识产权。重型化跟新兴工业化并不矛盾，并不是要这个就不要那个了。
我们不否认重化工业的发展，也有地方政府求政绩的原因，但不要忘记经济的规律性，地方也会考虑，没钱赚谁来投资，必然要有市场。
中国现在正面临一个工业生产设备大规模更新阶段，好多设备是90年代初建设的，当时对环保的要求不像现在这么严格，当时对原材料的消耗也不像现在这么关注，如果不及时更新设备的话，在下一轮竞争中将处于劣势状态。
(本刊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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