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经济衰退打开中国经济转型机会窗口

　　孙雷

　　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警惕传统抑制通胀手段可能带来的大量失业

　　“我个人认为美国经济已经进入衰退。”3月24日，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BureauofEconomicResearch)局长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Feldstein)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8年会的早餐会上如是表达。

　　在此次论坛上，摩根士丹利公司(亚洲)董事长史蒂芬·罗奇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也表达了同样的担忧。

　　罗奇认为，相较美国之前发生过的一些轻微衰退，这次经济衰退将是最严重的一次。而斯蒂格利茨的观点显得更悲观——这将是美国乃至西方国家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

　　不过，在一片衰退的灰暗主调下，罗奇表示，“作为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外向型的中国经济又一次到了把握时机的关头。”

　　对中国而言，次贷危机引发的本轮美国经济衰退，将使中国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遭遇更大挑战，而美联储可以预见的继续降息，则可能让中国经济进一步陷入全球流动性泛滥的汪洋大海之中，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将面临愈发艰巨的挑战。

　　抓住时机发展内需

　　美国经济衰退就在眼前，中国经济是否可以独善其身？

　　“对于出口导向型的中国来说，与美国经济脱钩的情况不太可能发生。”罗奇说。

　　2006年，中国国内消费仅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6%，创历史低点。同时，中国的出口占到其GDP近40%。

　　以此为根据，罗奇认为，缺少来自内部需求的自主支持，美国经济衰退造成的外部冲击，将对中国经济增长带来压力。“当经济衰退从美国经济中最不全球化的房地产建设，转移到美国经济中最全球化的个人消费上来时，这种趋势尤其明显。”

　　进入2008年，这种调整的初步迹象日益明显。2008年1－2月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同比仅增长0.4%，这相对于2007年全年14.4%的增长来说明显放缓。另一方面，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也略有下降，2008年1－2月的同比增速为15.4%，近年来这一数字长期维持在17%－18.5%的水平。

　　“对于美国造成的全球经济衰退，中国远没有‘免疫’。”罗奇说。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则认为，中国对美出口增速的显著下滑一定意义上是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调整、加工贸易新政出台等一系列政策调整的结果。这些政策的目的，都是指向调整贸易结构，以及减少对美国的贸易顺差。

　　樊纲指出，中国对欧盟地区、亚太地区、石油输出国组织包括海湾国家和俄罗斯的出口仍然持续增长。“只要这些国家的经济保持基本稳定，美国次贷危机通过贸易渠道对中国产生的影响是有限的。”

　　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则强调，美国经济减速，减少了其外部需求，这一因素在短期内尚未对中国经济构成直接和实质性的威胁。“一定程度上，这些因素在短期内与我们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的调控目标没有大的冲突。”

　　在这一点上，罗奇也指出，对于目前存在通胀倾向的中国经济来说，对美出口增速的下降不一定是件坏事。随着美国外部需求趋软，中国可以抓住时机发展内部消费需求。

　　“我很期待中国抓住这次机会，并且把注意力加倍集中在改革上，尤其是在能为消费导向型增长提供支持的改革上。”罗奇说。

　　警惕流动性泛滥

　　如果说美国衰退从贸易渠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有限，那么全球流动性的进一步泛滥，则构成了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宏观调控的最大外部挑战。

　　格林斯潘时代的持续降息政策本已造成全球资本流动性过剩，此番次贷危机引发美国经济衰退，造成局部流动性紧缩，则使得继续降息、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成为美联储必然的选择。从中长期看，这势必带来全球资本流动性的进一步泛滥。

　　斯蒂格利茨发现，美国以及欧洲一些银行系统存在过量的流动性，并有可能流入包括中国在内的资本市场。

　　谢伏瞻则指出，由于美元持续贬值，使国际市场的石油、矿产品、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引发了世界性通货膨胀的压力。

　　CPI攀升在全球范围内发酵。2007年美国的CPI上涨了2.9%，今年一月份上涨了4.4%。欧元区、印尼、墨西哥、俄罗斯、南非、越南等国家和地区也不例外。

　　“这明显加大了我们控制通货膨胀的压力和威胁，也增加了控制通货膨胀的难度。”谢伏瞻坦言。

　　泛滥的流动性在全球寻找出口。中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中最成功的典范，加上人民币升值的强烈预期以及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显然成为过剩流动资本首选的洼地。

　　樊纲认为，由于美国次贷危机，2008年乃至2009年，中国的资本流入都将持续增长。“因此，在分析次贷危机影响的时候，要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因为更多的资金意味着更多的流动性，同时也意味着更容易产生投资增长过快的风险。”

　　稳定的汇率政策

　　樊纲认为，2008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任务，仍然是防止流动性过剩，宏观政策、货币政策等等也仍然要保持紧缩的基本格局。同时，要及时注意观察世界经济发生的变化，相机抉择，及时根据变化，对政策进行调整。

　　由于现在对人民币汇率的投机因素在增大，樊纲强调，在这个时候，中国更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汇率政策，防止更大规模的投机。

　　斯蒂格利茨则提醒，面对全球不断上涨原油和食品的价格，一些传统的降低通胀的方法可能带来大量的失业。

　　因此，斯蒂格利茨提出了为流动性过剩寻找最有效益出口的新课题。“在制定相关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问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些流动性，如果把它们从出现泡沫的地方挤出之后，再注入到哪些领域才能创造更大可能的就业？这当中不仅有货币政策，还包括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同时还有对资本所得税收方面的考量和讨论。”

　　谢伏瞻认为，为了应对国际环境的变化，中国从宏观政策上要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一个是控制通货膨胀和保持经济势头增长之间的关系；二是扩大内需与保持外需的合理增长之间的关系；三是保持实体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与虚拟经济的健康稳定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要把抑制物价的过快上涨作为首要目标，并且在控制通胀与保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当中求得平衡。

　　其中，短期政策来看，首要是要继续坚持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加强流动性管理，保持货币和信贷的合理增长。从长期政策来看，主要是要深化改革、转变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着力自主创新，提高中国国家和企业的整体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