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经济学家看重个人名誉 误导公众如同犯罪

　　非常看重个人名誉 误导公众如同犯罪

　　本报驻美国特派记者 唐勇 本报驻英国特约记者 寇维维  本报驻日本特约记者 张莉霞

　　最近在中国，关于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的讨论闹得沸沸扬扬。一些经济学家依靠其 在经济领域掌握的话语权为自己谋利。这些经济学家的行为受到了民众的强烈指责，连香港大学的丁学良教授在接受采访时也忍不住表示“中国最多只有5名经济学家”。那么，经济学家到底应该站在怎样的立场上发表看法呢，外国又是如何保障经济学家的独立性呢？

　　美国：重视保障学术自由

　　美国的经济学家是否为某个利益集团说话？他们的学术独立性到底如何？本报记者为此专访了5位世界公认的经济学大师，他们是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潘那格瑞、普林斯顿大学著名华裔经济学家邹至庄教授、卡托研究所贸易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格里斯沃尔德、摩根斯坦利银行首席经济师罗奇和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威廉姆斯。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5位经济学家都一致认为，美国社会具有尊重学术自由的传统，经济学家把学术独立性看得非常重。这一方面是因为宪法第一修正案对学术自由提供了法律保护，另一方面也得益于美国社会的权力结构比较分散。政府的权力受到限制，数量众多的私立大学独立于政府之外，绝大多数思想库也不接受政府资助，这样从根本上保证了经济学家的学术自由。邹至庄认为，美国的经济学家之所以能在保持学术独立性方面做得不错，“这是美国学术体系多年长期演进的结果”。潘那格瑞告诉记者，像哥大这样的学校，经济学教授基本上都能够做到学术独立。为什么？第一，有终身教授制度。作为学校的终身教授，经济学家享有工作上的绝对安全感，不会因为与校方持不同意见而受到报复和解雇的威胁。第二，相对丰厚的报酬。哥大的经济学家年薪普遍能够达到20万美元，一些特别优秀的能够达到40万到50万美元甚至更多。这也使得经济学家没有必要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降低身价去做一些损害自身学术威望的事情。

　　格里斯沃尔德说，卡托研究所对接受资助有非常严格的规定。该所从不接受政府的任何资助，一般也不接受公司的捐款，它的运行主要依赖个人捐款。去年80%的捐款来自于个人，这样就从经济上保证了学术研究的独立性，使得研究不受政府和利益集团的干扰。所以卡托很敢于批评政府，也很敢于批评利益集团。

　　从总体上讲，美国的经济学家都比较看重学术独立性，但也有差异。一般的看法是：在大学里当经济学家，独立性最强。思想库的经济学家独立性次之，主要是因为许多思想库受特殊利益集团的资助，独立性为此大打折扣。在私营企业工作的经济学家独立性更弱一些(罗奇反对这种看法)。在政府部门和国际组织工作的经济学家独立性最差。学术独立性直接影响到经济学家的学术成就。在美国，最好的经济学家基本上都在大学里当教授。即使到政府部门和其他私营企业就职，最后一般还会回到大学执掌教鞭。潘那格瑞说，他本人以前在世界银行工作过，后来之所以到了哥大，就是因为喜欢大学的自由氛围。他说，在世行工作的经济学家在公开场合是不能随便讲话的，即使有不同意见也只能内部提。他还举例说，著名经济学家、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里茨曾经是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斯蒂格里茨多次在公开场合跟世界银行和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顶牛，强烈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处理危机的一些做法，结果被世行解除了雇佣合同。后来斯蒂格里茨来到哥伦比亚大学，成了潘那格瑞的一名同事。

　　5位经济学家都对记者说，他们没有兼职，没有一个人去做公司的独立董事。既然没有兼职，也就不存在本职与兼职之间发生利益冲突的问题。潘那格瑞明确告诉记者，他把学术独立性看得比金钱更重要。“如果有公司请我做独立董事，我绝对不会在学术人格上跟公司妥协！”他还告诉记者一个真实的故事：“世界银行知道我在贸易方面是个行家，曾经多次提出要给我一份工作，就是为他们撰写一份报告，鼓吹一下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好处。世行还承诺给我丰厚的报酬。但世行每次提出来，我都坚决推掉。为什么？不是因为我不喜欢金钱，而是因为我压根儿就不喜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邹至庄告诉记者，包括普林斯顿大学在内，美国的大学都对经济学教授兼职做了严格的规定，以防止出现利益冲突。

　　如何看待

中国经济学家纷纷为利益集团代言的现象？邹至庄说，他个人不愿意对中国内地经济学家的质量作出评价。他说，只要合理合法，赚钱并不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情。应该尊重经济学家的自由选择。不过他强调，如果一个经济学家，甚至一个普通公民，看到了社会上的不公正不合理现象，他的确有责任站出来帮助改正。格里斯沃尔德说，可以预料，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学家在中国发挥的作用将越来越大。中国的经济学家不能单纯把自己的工作当成一个谋生的职业，还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关键时刻要敢于站出来，对特殊利益集团的一些错误做法进行批评，因为他们毕竟是“社会的良心”。

　　英国：信誉与制度并重

　　与美国相似，在英国，任何大学、政府或是公司左右学者看法都将被视为严重的不良行为。

　　牛津大学经济系的吉里安·蔻茨教授说：“英国经济学家在同行中的声誉非常重要。”在英国学术界，学术声誉早已经超越某些个人道德标准的范畴，而成为一种职业规范与准则。如果一个教授无论因为什么原因丧失了自己在学术方面的声誉，他在这个行业中的事业恐怕很快就会因此而终结，这是因为有强大的系统制度在背后做保障。英国学术职位的晋升、学术人物工资的增加和社会地位的提高都是靠其他学者来评定的。整个学术界有一套由英国研究评测中心保护和强制执行的完善的奖励制度。测评中心直接在大学投入很多资源，和研究者也有密切联系。对于绝大多数学术工作者的评测，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每天与他们在一起工作的同事的观点。因此，英国的经济学家如果因为某些个人利益而发表一些不公正的看法，很可能断送自己在学术上的前途。而处在一个像英国这样处处讲信用的国家和社会，不要谈事业，恐怕谋生都会因不良记录而遇到很多困难。

　　除了学术声誉外,英国还有一套有效的制度保证学术与企业和政府咨询分开。英国一家公关公司的咨询师说：“与亚洲相比，欧洲尤其是英国的学术界和政府、企业之间有着更大的鸿沟。这意味着通常学者不会作为顾问对某些比较实际的经济或政治事务发表自己的看法。”大部分英国经济学者都不会在媒体上对公共政策等事务发表公开言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约翰·瑞恩教授分析有以下几点原因：其一，没有动机。学者的职务晋升很大程度建立在学术成果上，如学术论文发表的数量和质量，而不是其在公众中的知名度；其二，没有时间。学校或者研究机构要求学者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如果一位在大学工作的经济学家想要在校外兼职，那么他必须首先通知学校并提出申请，任何校外的工作必须在大学知情并允许的情况下开展。实际上，大学并不愿意其教员涉足太多的校外工作，因为这会大大分散他们教学和研究的精力；第三，英国学者的交际技巧出了名的差；第四，媒体很多时候需要马上得到答案，可是学术型的经济学家通常需要很多时间才能找到答案。

　　当然，也有很多经济学家在大学之外工作，作为顾问受聘于政府或企业。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林顿教授说，一旦经济学家选择成为某个公司或者企业的顾问，就意味着他们立刻在自己身上贴了一个标签———“我为这个公司工作，我的所有言论都将服务于公司的最大利益”。当公众听取这些顾问的意见时，自然而然会考虑到这些言论的局限性。

　　日本：经济学者必须保持中立

　　“日本的经济学家替谁说话？”，日本大学研究生院名誉教授、经济学家加藤义喜在听到记者这样的提问时，流露出大惑不解的神色，经过记者的一番解释，他好不容易才明白。他认为：“经济学家的使命就是研究学问，为研究出有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经济理论而努力，不是为了别的”。

　　在日本，无论是从事经济理论、宏观经济还是从事行业或微观经济研究的专家一般不称为经济学家，而称为经济学者。日本通常将从事经济研究的学者分为两类：一类主要从事经济理论和宏观经济方面的研究。这类学者主要是大学教授，国立经济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他们主要从理论角度对经济进行研究。这部分经济学者的研究成果，主流媒体一般很少报道，所以不会对产业和普通投资者产生直接影响。另一类主要是以微观经济以及经济实体为对象进行研究。这部分研究人员主要集中在民间经济研究机构。例如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日本综合研究所等。这些民间经济研究机构除了接受政府委托的研究课题外，还接受民间企业委托。但他们必须保持中立立场，提供符合客观事实的研究报告，如果是为了某个集团的利益而不顾事实颠倒黑白，误导公众甚至政府决策，将被视为一种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