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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兴元
在不同国家，企业所享受的经济自由是不一样的。对于德国经济，我们看到的报道比较少。根据美国传统基金会2005年世界自由指数，德国的经济自由排名为第18位，被列入多数经济领域自由的经济体。但我们对其进行分析会发现，有些指数与总体排名并不相符。
一般来说，政府的支出比率越高，企业所拥有的经济自由度越小。2004年，德国政府的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7.8%。这一比率在发达国家属于偏高的。而且较大一部分支出是依赖政府负债维系。难怪德国纳税人联盟的网站上悬着三个电子钟：政府负债合计14383亿欧元(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66%)，每秒增加1714欧元，人均17426欧元。
在我国，2003年和2004年一般财政支出比率分别约为21.1%和20.8%。但是，我国真正的财政支出比率要远远高于此数。这该如何理解呢？首先看政府除了一般财政支出(已含国债支出)之外，还要看其他政府和准政府机构的支出。后者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其他债务支出，政府及准政府机构的预算外和制度外支出，通货膨胀税(通货膨胀率相当于政府对所有财产和收入的增税税率)和非一般预算内社会保障支出等等。把所有这些支出和一般财政支出合并起来，除以国内生产总值，才得到我国的财政支出比率。根据世行专家黄佩华教授的计算，这一比率在上世纪末大概在25%~35%之间。从这一指标来衡量，中国的经济自由度比德国要好，但在发展中国家属于较高水平，因此也不容乐观。
个人所得税率的过高意味着对私人产权的侵犯，从而在微观层面影响个人的经济活动积极性，在宏观层面则影响整体经济增长。2004年德国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为45%，与我国相同。但是德国的免征所得额达7664欧元，我国的免征所得额则只有人民币800元。德国个人所得的综合税收负担率(含社会保险缴款)达到54%。这意味着，一年365天，德国一位从业人员平均而言从第197天才开始领到属于自己的工资。不过，话说回来，再分配国家也有其好处：你可以领取到各种名目繁多的政府补贴。当你迷失在补贴丛林里，很难说得清是祸是福。既然一笔笔所得需要从一个人的腰包转到财政账户上，然后又有一部分转回自己的腰包，其交易成本不仅在所难免，而且很高。
我国对个人收入的政府补贴率虽然还在较低水平，但是补贴增加的压力空前。比如我国当前社会保障基金个人账户亏空已达7200亿元。当前对于社会保障金的支付大量依赖财政转移支付。此外，我国的社会保障参与率存在着问题：绝大多数农民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大多数乡镇企业没有为其员工或者只为其部分员工支付了社会保障费。向这些人口提供最低程度的社会保障，也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因此，德国的社会政策问题是过多的社会保障，我国的则是缺乏最低社会保障。
德国的劳动力市场存在着严重的过度管制问题。一旦雇用了一名长期工，就很难解雇他。劳动力市场是刚性的，不能随着劳动力供求的变化通过上下调整劳动力工资率或者数量来出清市场，维持企业活力。德国的企业员工有权告诉业主，自己从明天开始想干半日制工作，提出自己决定一天干几个小时，雇主则不能不同意。一年后，员工又说下月自己要恢复全日制，企业主还得同意。因此，企业没法作出很好的成本核算计划。若要解雇一名员工，企业主还要根据工会条款，与企业理事会(Betriebsrat)协商。在企业面临经营危机时，劳动生产率最低的那一位往往不能被解雇：谁未婚，无家小，工作时间最短，不管其劳动生产率高低，最先倒霉。这可能使得企业的经营危机变得更为严重。这与国家竞争力研究大师波特的如下观点相左：提高一国竞争力的关键之一是创造能够提高生产率的就业。目前，为形势所迫，德国的企业主有着一种更愿意更多雇用短工、而不是雇用长期工的势态。但是，过度管制本身创造了对更过度管制的需求：联邦政府为此出台了一项法律，一个人一辈子只能一次在同一企业打短工。其后要么离开该企业，要么转聘为长期工。如此一来，德国失业率居高不下成为理所当然，2005年4月达11.6%。
我国劳动力市场的问题之一是存在基本的劳动力保护法规，但有些没有真正落实。企业因此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获得低成本的绝对优势。这一绝对优势很容易被发达国家指责为“社会倾销”，从而对我国相应的出口商品加征反倾销税。这样一来，原本可以把这笔钱支付给我国这些出口企业里的工人，结果作为关税交给了发达国家的政府。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行会和企业开始祭起推行企业“社会责任标准SA8000”的大旗，要求我国出口企业必须符合这些标准才能向其出口。其结果将是，我国的出口企业将不得不纷纷向国际上的SA8000认证机构解囊，其费用大致为每家企业人民币20万元。这笔费用对于小企业来说无疑是一笔巨额负担。更有甚者，本来这笔费用是可以根据法律用于改善企业员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的。(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德国维藤大学经济文化比较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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