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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兴元
经济学家把经济主体给他人造成的成本问题叫作负外部性问题。他们习惯于把经济主体自身承担的成本叫私人成本，把强加于他人的那部分成本叫外部成本，把私人成本与外部成本之和叫作社会成本。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问题十分重要。科斯于1960年发表了《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于198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从中可见一斑。
且不论我们做的许多事情给他人造成了正外部性，即外部收益，我们确实也做了许多事情，给他人造成了负外部性，即外部成本。排污者造成的污染就是一个巨大的外部性问题。
据国家环保局2003年统计数据，流经城市的河段90%受到严重污染；城市垃圾年清运量1.49亿吨，进行无害化处理的仅有一半；工业危险废物每年产生1100多万吨，处置率仅为32%。这些数字已经意味着，应该从我国的经济增长率扣除相同百分比，才是我们的净经济福利增长幅度。
我国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关闭“五小”，即“小煤矿、小炼油厂、小水泥厂、小玻璃厂、小火电厂”。其实“五小”一词在各地已经属于一种泛称，比如“小纺织”、“小造纸”、“小砖瓦”、“小化肥”等等，也都被列入“五小”。“五小”企业的污染问题较多，其造成的负外部性也是事实。但是，关闭“五小”不一定是必由之路。
在经济学里，其实针对负外部性的最经典的解决方案是政府解决方案。英国经济学家庇古(Arthur Cecil Pigou)1920年开的经典药方是，要把社会成本高出私人成本的那部分外部成本内部化。其方法是政府对经济主体征以相当于这部分外部成本数额的税收(后人称之为庇古税)，或者关闭其经营场所(就像我国政府针对“五小”的做法)。科斯1960年则提出了一个替代性的市场解决方案，即建议首先由侵害方(如作为施加外部成本的排污企业)和被侵害方(如被污染周边环境里的居民)进行谈判，使得双方就侵害的程度和侵害的赔偿(如允许企业的排污量和企业应该支付的补偿款)达成一致。科斯方案适合于双方达成一致的交易成本(即信息搜寻、谈判、签约和履约监督成本的统称)较低或者为零时的情况。如果过高，仍需要付诸政府解决方案。
对于我国的污染问题，庇古的政府解决方案和科斯的市场解决方案都需要考虑。但是，还有一种更为基础性的市场解决方案，需要我们在整个生产和消费环节加以注意。这就是资源的充分市场定价和资源开发的市场开放方案。
资源的充分市场定价意味着资源的定价应该包括研究、开发、生产、利用、回收、循环利用、再生以及足额的排污治污补偿成本等一系列成本。当资源的定价充分反映这些成本的时候，定价倾向于比政府补贴价、政府定价或者未完全考虑这些因素的市场定价要高，需求者对其需求也会相应减少，对提高其利用效率、强化清洁生产的重视程度就会增强。
但是，充分市场定价需要与开放资源开发的市场准入相结合，否则市场定价就等于垄断定价，造成许多社会福利的无谓损失。开发资源的市场准入之所以重要，可以拿“五小”的整治为例。“五小”作为整体不应该成为关闭或者不开放市场准入的对象。政府应该通过设置最低市场准入条件、实施核准制对企业保持市场开放，同时严格执行环保执法。不符合环保标准者不允许开工，符合者就要允许开工。当前“五小”企业所处行业对民营资金正式开放度较低，如果按照上述程序开放市场准入，大量民营资金将以较大企业或者企业集团形式进入市场，而较大经营规模在解决排污方面的承受能力一般也较强。实际上，那些类似“五小”企业也可以联合进入资源开发市场。
从制度安排角度看，这是一种低效率制度均衡，实际上给我国的整个资源开发利用造成很大的负外部性。开放市场将对促进这些行业的整体效率大有好处，因为竞争能够带来繁荣。国有矿业企业治理成本大、效率低，给整个经济造成的直接外部成本和机会成本较大。开放市场可以成为针对这一问题的市场解决方案之一。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德国维藤大学经济文化比较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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