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陈方正、华生等出席中欧25周年校庆人文专场

　　2019年11月10日，著名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香港中文大学第五届荣誉院士、中国文化研究所原所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客座思想导师陈方正教授，著名经济学家、东南大学资深教授华生教授共同出席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北京校区25周年校庆论坛人文专场。论坛由易宝支付联合创始人、总裁余晨主持，四位嘉宾以“中国与未来世界”为主题，从文化、科技、经济等不同角度探讨中国文化与文明发展的脉络，以及如何在全球化进程中与世界连接融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欧方院长迪帕克·杰恩出席论坛并致辞。

　　论坛主持人余晨在开场中表示，科技的革新和经济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与和平，让我们看到了未来世界的无限可能，但世界政治经济结构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也在不断加深，人类文明正处于大变局之中，崛起的中国如何与世界融合？在当下这个历史阶段，讨论“中国与未来世界”这一主题有着特殊的意义。

　　杨振宁教授首先表示：“中国这70年的恢宏发展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其成功有许许多多的道理，不过我认为有一个最最基本的道理，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所铸造的中华民族特点和性格倾向，是西方文化所不能够比较的。”他对比分析道，中华文化里所特别重视的是“孝、仁、义”，而西方没有跟这些对称的观念，西方有一个“爱”，但“爱”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在西方说“我爱我母亲”，在中国相对的是说“我孝顺我母亲”。这是两个基本不一样的观念——“我爱我母亲”，“我”是主人；“我孝顺我母亲”，那个“顺”字就点清楚了，主要的是母亲，而不是“我”。“孝、仁、义”这几个字的含义都跟对方有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中华文化它所要讨论是要促进人跟人的关系，是一个向心的方向；而西方文化是以个人为中心的，是向外发展的离心的方向。杨振宁认为，文化传统的基本不同，是中国70年来所取得成功最主要的道理，在以后的三五十年，也还会继续在中国的前途上发生重大的作用。

　　陈方正教授分析了近代中国的转变：从接受民主意识，到迎来“赛先生”了解科学的重要性，再到改革开放打开国门，中国通过这些转变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他引用历史学家、哲学家汤因比的研究，指出不同文明的碰撞是在“挑战”和“回应”中反复前进。180年前西方对中国的挑战，中国如今已做出了有力回应，而这对西方国家形成了另外的挑战，当下的剧烈的贸易摩擦就是某种回应的表现。“但文明的竞赛会长期持续下去，大家将会在其中彼此学习、各自改变。虽然全球化的进程现在受到了挫折，但从长期来看，全球化潮流浩浩荡荡，大概是不可阻挡的。”

　　华生教授从三个方面回应了论坛主题：第一，人类世界的未来取决于科技和文化的平衡。过去两三百年世界迎来科技大爆炸，但人类归根结底是文化创造的产物，我们能否跟得上科技高速发展的步伐，在文化上安放自己和彼此，驾驭自己创造出来的工具？第二，21世纪的未来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今天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利益冲突的走向。全球性的生态灾难危机的威胁，也许会给新一波的全球化注入动力。第三，中国的未来取决于如何解决文明的周期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在过去40年中取得了伟大的成功，但未来依然面对各种内外部的挑战，若能在结合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进一步破解权力更替的周期律，实现中华文明的持续发展，也是对人类文明多元化发展的贡献。

　　在对话环节中，余晨首先就中国的科学精神向三位教授提问。杨振宁教授表示：“我觉得中国今天整个文化里面，对于科学精神还没有接受得够。胡适当初说科学就是要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大胆的假设和提问，是从自己出发的，我要提出来一个新的方法、新的方向、新的路径；小心的求证，也是我小心的求证。这就和我刚才讲的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区别有着的密切关系，西方文化是以我为中心的文化，科学精神需要发展自我，但中国文化比较把个人缩小一点，使人不敢大胆。我想这也是中国没有出现近代科学的一个主要原因。”

　　陈方正教授提到，中国的诸子百家更多的是探讨如何构建一个合理的社会和国家，以宣示教育居多，而西方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则更注意自然界的奥秘，贡献了深度对话分析的经典作品。“我们的文化源头上缺乏科学精神和理论性思辨，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然后去改变它。”华生教授也表示，一个经济强国若不能拥有强大的科技能力，实力和影响力就要大打折扣。“这其中也有一个导向性问题，现在的科技激励多与科技论文挂钩，2017年开始中国科技论文发表数量已成为全世界第一，但对世界真正原创性、突破性的贡献仍然有限。”

　　对于如何看待世界变局与中国发展的内在联系、是否存在“中国模式”、中国在未来世界中的角色等等诸多深刻的问题，三位嘉宾也给出了精彩的回答。

　　华生教授指出，中国的改革开放让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脱离了贫困，这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但现今中国股市和华尔街股市波动的影响力还难以相比，应客观看待所谓“中国经济放缓”对世界的影响。他还主张慎提“中国模式”，因为中国的发展有其文化和制度的特殊性，尚难以复制。中国特色的发展实践如何与全球化适应、与世界融合，取决于各方的应对与相互协调。“如何在文化和科学技术上对人类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是我们应该思考的课题。”

　　陈方正教授对这一观点表示认同，他进一步指出，所有的文化与其历史、地理环境和民族密切相关，是独特而不可复制的，但正如中华文化曾深刻影响了朝鲜、韩国、日本以及东南亚地区，文化之间不但有碰撞、挑战和回应，也有互相的渗透，这是使我们可对未来全球化保持乐观的一个有利因素。

　　杨振宁教授认为，中国的文化产生了很多特别的事情，是其他地方所没有的，所以他完全认可中国的发展是不能够复制的。“我举一个例子讲，就是华侨。全世界有几千万华侨，他们跟中国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而日侨、俄侨就是完全不同的观念。八十年代时万里副总理曾经告诉我，一个苏联副总理访问中国，想了解中国到底怎样发展深圳跟香港的关系。万里就带他到深圳，然后请了好多香港的资本家来介绍他们做一些什么事情。苏联的副总理问他们，如果你们到这里来投资，中国把你们财产拿去的话，你们怎么办？最后有一个人说：我是中国人，如果中国要我的财产，我情愿给他。散会以后，苏联的副总理就跟万里说，你们在海外有很多亲戚，有很多朋友，我们在海外的俄侨，都是我们的敌人。”

　　“我们怎样可以更多的发挥软实力，去真正输出自己的文化、思想和影响力，在全球范围内产生真正的影响？”面对主持人的这一问题，杨振宁表示：“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它非常大的优点，有非常成功的地方。我觉得为了中国的前途，为了世界的前途，应该把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点，以及对于中国和世界未来的影响宣传出去，这个工作做得远远不够。你去看美国的报纸、书籍，发生了什么事情很快就有美国新闻记者仔细研究，写出来一本很可读的书，把中间到底发生什么讲出来。但中国的新闻界、传媒和学校不做这种事情，或者是不会做这种事情，我觉得这是需要大家努力来改善的。这里面有很复杂的问题，不是一天两天所能改过来的，如果我们觉得这个事情是真的应该做的，甚至于是必须要做的，那么如果大家群策群力，也许可以有一些进步。”

　　最后，三位教授对于心目中理想的未来世界和中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杨振宁说：“我最希望世界的大国都能够了解到，为了整个世界的未来，为了人类的未来，必须要采取和为贵的观念，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我想人类世界的前途可能是很悲惨的。”陈方正表示：“改革开放是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最重要的事，世界的和谐相处应基于了解和往来，我们仍然要高举这个口号，向全世界开放。我希望这个能够持续下去。”华生说：“我理想中的未来世界和中国，肯定是文明的、开放的、包容的、完善的。”

　　在建院25周年之际，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北京校区以“思无界、行有道”为主题，分别举办校庆论坛人文专场、科技专场，站在人文、科技与经济的交叉点上，以更为宽广的视野探讨人类文明的未来，以期影响和推动以企业人为主体的两万余名中欧校友，以及商业精英和社会公众，能够秉持科学观念与人文精神，去探索人类社会未来的无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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