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业绩确实很重要，中国之所以做的比较难。一旦基金建立以后，比较成形的，如果是第一个的时候，有时候稍微难一点。但是这个结构本身，我觉得就是社会的分工，其实不管怎么样，投资决定都是非常困难的，总是有很多原因要做的，有很多东西是繁琐的。不管谁替投资者做决定，不管是公司董事会，还是这种结构也好，都是一个需要很多经验，需要有正确的经验，我觉得这里面很重要的是通过合伙人大家讨论、决定，承担责任，如果你做不好，下一个基金就没有钱。其实这个也是蛮重要的，其实公司制，我发现很多投资公司，这些人怎么样拿钱维持自己的继续生存，这是第一位的。而这个三年做完了，没有业绩，或者你做的东西不能给投资人解释，下一个季度没有钱，这个压力是有的。但是做好了，成长很好的。它给了一个比较正确的激励和约束，使得做最后投资决定的人有一个好的做法，所以从机制上来讲，我觉得它是合理的，从分工上也是合理的。当然做第一个基金是很难的。

　　田溯宁：我刚才已经讲了，我自己拿了很多投资人的钱，后来做大企业的时候，自己也做投资。我自己的钱是交给自己管呢？还是交给别人投资呢？我自己如果等对资产进行分类，我应该把钱交给管理公司。我们最早农村的游牧形式，后来到了大工业，今天所有以智慧为核心的，需要很多知识为核心，都采取合伙人的方法，这是人类我们这样一种动物，能够不断进化，人类文明能够取得胜利，战胜黑暗走出来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这种创新的方法，还是马克思主义说的，分工使这个社会不断专业化。我觉得这种分工需要一段时间实践，我们很多时间是拍脑袋，想当然。通过一段实践之后，你就知道了。至少到了目前来看，这种投资方法，合伙人制，LP和GP分割是最有效的方法，也许二三十年之后我还能创造更新的方式。

　　衣锡群：我的基金在这个结构上不具有典型性，很多技术层面无法参与你们的讨论，但是我想任何一种商业组织结构背后，它最终影响的是人们的观念结构，我想在这里诚信，诚信文化，恐怕在最深层次和最长期角度，将影响外来的形式能不能最终在中国落地生根。

　　【主持人】：方总，中国有句老话，有钱便是爷。我们一开始做投资，都是投资公司，王仿照公司制，出资者要上董事会，董事会往往决策权，往往做投资专业比较为难，您这儿怎么想？

　　方风雷：所以我老讲，全国人大通过的合伙法，中国企业发展的一个革命，人们的观念变化，刚才今天早上，我觉得一个是王忠民副理事长，他代表社保基金，他讲自己的观点，我给他评价八个字，言简意赅，切中实际。他讲的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设公募基金和民间，和社会资本，民间的资产如何结合的问题。如果你看到我们过去一些每到困难时期，拉动经济采取的办法，无非就是财政性投资，无非就是银行变成一个扩大性的货币政策，加上信贷，这两块都是容易做的。但是确实从中国发展来，带来很多问题。如果我们从改革角度来讲，如果我们改变增长模式，那么要考虑到金融模式的转型。最近我向大家推荐徐小宁教授的文章，专门讲当前应对金融危机的增长模式转变，他说我们为什么转动速度，因为我们传统投资方式，传统的工业结构，没有了这个速度，就业率解决不了。换一个思维，发展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业，可能就不需要那么高的增长速度，中国照样经济发展很好。像北京70%的服务业发展，服务业发展依赖于中小企业发展，依赖于金融转型，所以它讲这个增长模式转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包括金融模式转变。我们建议政府在拉动经济当中把PE作为重要的金融手段就是这个意思。今天早上袁立助理讲的，他讲了一句话，他说这是各有利弊的东西，是双刃剑，为什么呢？国务院批给保险公司投了，它没有披露啊，这个报纸披露说是2000亿，这多钱怎么投？所以哪些部分它管？哪些部分它成立机构？我给他的推荐，我们说你们应该基础投资多一点，但是PE最好别投，你搞基金的基金最适合你们投资，但是这一切有待于政策的转变，尤其是人们的观念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