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华：灾备管理应成为国家战略(9)

　　联合国称此为“学校导向”(school-oriented )的灾备管理。其理由在于，“如果小孩都能做好防灾抗灾，那么人人都能”。在孩子身上培育防灾抗灾文化，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抗灾能力，有事半功倍之效。孩子代表未来，他们如果明知哪些灾害威胁着他们自己和亲友，并且熟知如何消减这些灾险，就会高兴地意识到：他们防灾抗灾，就是为自己和后代和后代的后代“可持续的未来”，做最重要的工作。而且，孩子们一旦在学校学会了如何防灾抗灾，有处于跟他们的家庭和亲友分享这些知识和技能的有利地位。因此，孩子们参与防灾减灾是提高社会长期抗灾能力的要途。

　　龙希成：你认为公众如何参与到国家的灾备管理战略和体制中来？

　　刘国华：公众对灾备的意识和理解(public awareness and understanding)，有利于在社会各个层面培植一种“安全和抗灾文化”(a culture of safety and resilience at all levels)，因而对于国家灾备管理的有效性极端重要：它通过防备、自救和社会互助的方式为国家灾备管理提供了最强有力的配合。因为，公众一旦学会了如何把灾难的危险降至最低，就会在潜在灾难真要来临时主动采取防御、消减和准备措施自救和互助。

　　日常学会如何与自然灾害可能带来的灾险“和平相处”，灾前预警信号的传递，灾备管理知识和信息的公开，都可以对公众起到教育作用。教育的形式可以是学校或大学课程，也可以是非正规的社会网络和活动。当然，重要方式之一就是防灾抗灾演练。

　　灾中和灾后的志愿救援和款物捐赠是社会互助的重要方式，也是灾备管理资源库(the pool of resources)的重要来源。这种互助既出自爱心，也源自对灾备的意识和理解。把从四面八方赶赴救灾现场的大量志愿者纳入整体的灾备管理规划，是提升管理效能的重要方面；同时，赈灾款物不光是一个爱心捐赠的问题，更涉及到有效管理的问题。

　　灾备管理包括能力建设(capacity building)、科研(research)和教育培训(training and education)三大环节。能力建设当然是灾备管理体制的主体，但科研和教育培训对能力建设有强大的促进作用。教育培训有待公众的积极参与，自不待言。即便是科研，公众的作用也不可小视。宋瑞祥曾举“地震速报”为例，就是让公众通过手机、网络等现代技术往地震局发信息，报“烈度：强/中/弱”；地震局把这些信息标在地图上，连成一片，地震的位置和级度大致就出来了。须知，地震局所测“地震波”是地壳运动以声速传播，而公众“报烈度”是电磁信号以光速传播。这就是为什么发生地震时新闻记者跑在了地震专家前面；至少在时间上，公众和专家可以互补。

　　这里要特别提出信息体制的问题。我们说过，信息是灾备管理决策与执行的基础。灾备业务流程、职能整合和行政体制扁平化变革，其基本前提也是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才能使“基于分工的协作”管理模式成为可能，因为信息科技能够让海量的相关信息在同一个平台上高效集成。从管理者的角度来说，在手工管理模式下，正是因为无法实时获得整合化的高质量信息，被迫陷入“人海战术”境地。因此，现代灾备管理体制必须基于信息化。灾备管理信息化是一个新课题，值得详论；这里我只提出一个基本问题，很重要，这就是信息的“素质”(quality)问题。人们问：公众往地震局报“烈度”会不会造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