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富强：建设双通道

　　张晶

　　上世纪70年代，陪同尼克松访华的HP公司创始人露茜尔·派克德(DavidPackard)第一次来到中国，后来还帮助中国开展了一些电子、飞机、计算机等尖端科技方面的研究，生意也做得不错。

　　这让他对中国的印象一直很好。逝世前，派克德还写了一本书，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其中专门拿出一章讨论中国。家属尊重他的意愿，从大卫与露茜尔·派克德基金会中拿出一笔钱，用来支持中国的能源和环境研究。

　　1998年，美国能源基金会开始酝酿进入中国，并设立了一个“中国可持续能源项目”。大卫与露茜尔·派克德基金会也加盟到能源基金会当中，并资助了这个项目。当时正在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工作的杨富强，给了他们很多建议，并最终成为美国能源基金会副主席兼北京办事处的首席代表。

　　美国能源基金会找到他，也是基于他的双重背景。1977年从吉林大学物理系毕业后，杨富强被分配到中科院，专门搞能源政策。后来他所在的机构又变成国家计委下面的一个研究单位。起先他对政策不重视，也不喜欢，还是一心一意想做研究，后来才慢慢觉得政策的重要，“可以更好地实施技术开发，更好地鼓励企业参与。”

　　八年后，他拿到了世界银行的麦克那马拉奖学金，进入到美国康奈尔大学工作，研究中国的区域能源规划，随后又获得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的工业工程博士。

　　和那个年代很多留学生初到美国时的感受一样，他觉得整个人的认识变化很大。“美国做政策研究，目的是什么，解决什么问题，资金技术如何投入，民众怎么参与，考虑得很多。但在国内的时候，打个报告，只是说明问题很重要，但并没有很好地分析该怎么实施，效果会怎么样。”

　　回国之后，他首先开始推“汽车能耗标准”这个概念。这也是他在美国看到的做法。“当时中国还不接受。”那是1999年。“过了几年，中国的汽车增长速度非常快，人们才开始慢慢意识到这个问题的紧迫。”

　　在他办公室的墙上，分别挂着世界地图、中国地图和北京地图。“中国有自己的政策，但是国外很多好的政策也应该带到国内来，这就是我们的任务，建立一个‘双通道’。”

　　早在1998年，能源基金会就提出了现在很流行的“低碳”的说法。“这件事说起来也有段插曲。”当时能源基金会设有一个16个部长级官员组成的高级顾问委员会和26个司长级官员构成的一个对话小组。这些人中有的对杨富强说，还是换个名字，不要叫“低碳”了吧，二氧化碳太敏感了。但杨富强依然坚持己见，他说，“不要把‘低碳’想象成坏事，‘低碳’的发展，会给经济结构带来很大变化。现在坚持下来，不是很好的例子吗？”

　　他认为这条“低碳”发展之路会很漫长：“很多环境问题，坚持10年、20年，可能就会有本质上的改善，但是气候变化就不是。气候变化是对人类的长期挑战。”

　　杨富强是西方媒体喜欢打交道的采访对象。《纽约时报》不久前报道说，美国运动员是不是要每天跟着汽车后面锻炼，才能保证到奥运期间能够适应北京的天气。“4月17日有家美国电台会跟我做个interview(采访)，就要拿这个做引子。”杨富强笑着说。

　　“你会怎么回答？”记者问。

　　“中国的环境问题很严重，但是也在逐步变化和改善。至少2000年的时候比现在还要糟糕，蓝天数少很多。”

　　从他在国际大厦的办公室窗户看出去，是北京这些年变化最为急遽的地段。杨富强记得1999年刚到这里的时候，国贸二期刚刚盖好，建外SOHO还是一片厂房，CBD高层建筑只有国贸的两个楼和中服大厦，其他都是平地一片。

　　“我们的变化很快，但在能源和环境方面，确实做得有些问题。”他说，“80%的温室气体排放是从能源消费来的，能源必须为此负起责任。”

　　《纽约时报》的“专家圆桌”栏目曾经在2007年8月开始，选择14位专家对话中国的环境问题，他便是其中之一。有读者问他，中国的环境问题很严重，但是上世纪的美国和日本在发展过程中，不是也经历过环境恶化的巨大挑战吗？

　　“的确如此。上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因为光化烟雾，日本国内出现了慢性砷中毒和呼吸疾病。上世纪30年代，美国中西部因为农业过度集中，导致了尘暴和严重的空气污染。对中国来讲，最关键的是不要复制美国和日本的老路。这两者在快速增长期都见证了能源的急遽消费，随着技术升级又开始下降。中国应当使这条曲线变平——控制能源消费规模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增长——这也可以避免一系列的环境灾难。”

　　对话结束后，很多媒体在报道中都引用了杨富强的一句话——“可持续发展这个问题，发达国家已经回答不了。只有中国和印度这种人口众多的国家，才能告诉人们什么是可持续的。”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