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金融资本市场与民营企业的启示

　　元旦后，我开始了全部的生活与工作。由于德隆自己的办公室还没建好，友联的办公地点在国家开发银行大厦17层，这个地方原来是金新信托的办公室，后来金新信托搬到信息大厦后，这里就给了友联。

　　友联在德隆内部也是一个很神秘的部门。我在德恒证券时，德恒证券曾设立了一个部门叫战略部，国内的证券公司几乎都没有设立这样的部门，当时我问起这个话题时，德恒证券的人也似是而非地告诉我，这个部门是和友联对接的。德隆内部这类比较敏感的话题一般是没有人去打听，也没有人去互相议论的。看来已经形成了固有的文化，而且其实内部谁都知道德恒与德隆、友联的关系，但是对外几乎就没有人把这种关系外传。以我个人而言，干了10年的投行，在国内也有些名气；在北京时，也经常现身于电视、报刊，与国内财经媒体也保持不错的关系，经常地写一些财经评论。但一到德恒，置身于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后，我几乎从媒体的视线里消失了。其实，德恒、德隆内部没有一个人告诉我要远离媒体，当我在这样一种氛围下工作的时候，我非常清楚，经常出现在媒体的报道中是什么结果。而且，我也从德隆上上下下看到，这是一个十分特别的群体，是中国经济圈里的一个另类，他们仿佛一心只做自己的事，甚至是无心旁顾地做自己的事，玩命地做自己的事，德隆以外好像与他们毫不相干。他们上班就来了，下班就走了，没有什么多余的事，8小时以外谁也不管谁。很快，我也同样是在国内的所有媒体的视线里消失了，文章也不写了，记者也不联系了，我完全融进了德隆的文化之中。

　　　到上海的半年中，我几乎没有和北京的老朋友们有什么联系，许多人也不知我去了哪里，那段时间，一下班就很无聊。德恒当时还处于筹备阶段，业务也无法开展。好在我那些艺术圈的朋友老来上海，跟他们在一起比较放松，他们也不关心中国的经济，也不关心资本市场的风风雨雨。虽然知道德隆，但德隆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仅仅是一个符号而已。所以，除了偶尔的一些工作应酬外，我几乎经常都是约上艺术家米丘到酒吧里喝酒。

　　友联的工作开始后，我出去的时间少了，因为工作状态开始出现，我几乎和唐万新一样。每天上午，唐万新在证券大厦处理德隆国际战略投资有限公司的事，中午吃点水果，就到友联来，安排友联的工作。我是每天上午在德恒，处理德恒证券的事情，吃过午饭后，到友联上班。所以，经常在我从中保大厦出来去国家开发银行大厦的路上，碰到从证券大厦出来到国开行大厦的唐万新。一旦看到他，我往往都不会去打招呼，而是故意走在他后面，看着他特有的左右晃动幅度较大、步履蹒跚的样子，实在不想打扰他。

　　我接手友联战略部的工作开始的时候，友联还没有搬家，还在证券大厦12楼。当时的友联只有一个部门，叫战略部。友联的总经理是德隆的创始人之一李强。李强也是唐万新的同学，在德隆的创始人中，李强是最没有新疆色彩的，他几乎不和唐万新喝酒，也不打牌，也不去打猎，也没有和德隆的核心成员在陆家嘴花园买房居住，而是独自住在外面。李强和我比较熟悉后，他发现我是一个善于思考、身上有不少文人气息的人后，他曾担心我难以融入德隆文化。他告诉我说，你别在意，他们那帮人都很好，你不一定要跟他们一样，我也不跟他们玩。工作内外他们分得很清楚。李强说的一点都不错，唐万新从来不以工作以外的亲疏来论工作以内的亲疏关系。喝酒的朋友、打牌的朋友甚至是朝夕相处的朋友不一定是工作的伙伴。个人关系的远近亲疏不等同于工作中的远近亲疏关系，这一点，唐万新十分理性。

　　　我接手友联战略部时，战略部有14个人，总经理是王海秦，后来成为友联执委，派驻昆明，出任昆明商业银行董事。王海秦向我一一介绍了战略部14个员工的情况，因为重新定位，原有的人员有些不适合留在战略部，要重新安排。战略部的人员，唐万新要求非常高，一定要我通过人力资源部与猎头公司联系。当时，德隆几乎与上海所有著名的猎头公司都有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