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价格重估：温和而持续的通货膨胀

　　访中信证券研究部首席宏观分析师诸建芳

　　《中国经营报》：中国目前是否已经进入到全面通胀的阶段?判别的标志是什么?

　　诸建芳：我个人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到一个全面通胀的阶段，但这不是一种恶性的通货膨胀，而是一种温和而持续的通货膨胀。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不仅仅是食品的价格在上涨，非食品类的价格也呈现出上涨走势。从CPI(消费者物价指数)的上涨趋势来看，去年7~11月分别为5.6%、6.5%、6.2%、6.2%、6.9%，其中11月份创下了11年来的历史最高。虽然目前CPI主要是在食品价格的推动下快速增长，但非食品类的核心CPI更值得关注。

　　《中国经营报》：你认为引发全面通胀的原因是什么？

　　诸建芳：我认为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总需求增长的速度过快；二是我们认为目前已经进入到一个结构性要素价格重估的阶段，这也是判断全面通胀最重要的方面。

　　长期以来，劳动力成本、水电气油等，包括环境等要素价格被严重低估、扭曲，现在已经到来全面重估的阶段，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中国经营报》：在很多人看来，今年通货膨胀的起因是猪肉价格上涨。你怎么看？

　　诸建芳：肉价上涨是此轮通胀最明显的，但并非是根本性原因。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了解此轮物价上涨的机理。2004年开始，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上涨，这驱使全球发展燃料乙醇项目，以替代石油。燃料乙醇产能的大量上马拉动了对玉米的需求，从而推高了国际玉米价格。国际玉米价格上涨传导至国内，使得饲料价格上涨，农民养猪基本处于亏损状态，养猪积极性受挫。因此，猪肉供给减少，这一效应促使肉价在2006年下半年开始上涨。但是，农民并没有积极补栏，于是供给减少的趋势得以维持，所以今年上半年猪肉价格掀起新一轮的上涨。

　　《中国经营报》：农民为什么不愿积极补栏生猪？

　　诸建芳：我认为，农民养猪的机会成本上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中国无限供给的剩余劳动力时代行将结束，劳动力成本开始上升。农民打工的收入增加很快，降低了农民务农的积极性。据中国社科院预测，劳动力供求的转折点可能在2009年出现。我们认为，当前劳动力供求偏紧有两个原因。

　　首先，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使得农业劳动力供给减少，农民将要求更高的农产品价格来补偿失去进城务工的机会成本。最初，由于农业人口过多，农民的边际生产率接近于零，所以被称为“剩余”劳动力。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农村，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不大。但时至今日，不少农村已经变成“空心村”、“留守村”，农村的主要劳动力都到城里或外地打工，这对农业生产产生的负面影响就会逐渐凸现出来。

　　其次，中西部发展加快将与东部地区争夺农村剩余劳动力。这种趋势表现为近两年长三角和珠三角出现的“民工荒”现象。沿海与内地的制造业工资差距正在缩小。2001年之后，江西和广东制造业工人的年收入的绝对差距逐年缩小，相对差距也从2001年的94%(广东高出江西的比例)迅速下降到2005年的51%。

　　这一趋势将保持下去，如果相对差距继续缩小，比如降到30%~40%，那么考虑到农民到沿海打工的心理成本和找工作的概率，农民很可能就地进工厂。届时，内地与沿海就会发生争夺劳动力的现象，其结果就是工资的上升。在这样的压力下，企业不得不面临提高产品售价的问题。

　　《中国经营报》：资源要素价格为什么要重估？带来的通胀为什么是温和而持续的？

　　诸建芳：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的多种资源要素都存在价格低估的现象。比如，水、电、煤、气、资金、劳动力等等。要素价格的低估一方面刺激了过度投资，使经济濒临“高烧高热”的风险；另一方面也对资源和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要素价格重估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科学发展观将推动这一过程。

　　在短期内，中国通过财政政策等措施在控制资源品价格改革的进度，以防止通胀压力的集中释放。比如炼油补贴、公交补贴等。

　　但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政府必然会在理顺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和被动刺激通胀之间选择前者。要素价格重估会导致“温和而持续的”通胀。测度资源价格调整幅度以及该调整对CPI具体的影响程度可能并不现实，然而有两点则是非常明确的。首先，中国当前的高增长将告别以前的低资源价格时代，而要为资源使用付出更为合理的代价。其次，国家会严格控制涨价的进度，从而不会让通胀突然加速，造成经济大起大落。

　　国家已经陆续在调整相关资源的价格。据我们估计，在未来一定时期内，水和煤的价格都有可能翻倍，电价将随煤炭涨价而涨价，而油气价格也都有相当的涨价空间。随着下游行业的成本转嫁能力增强，要素价格重估的效应会逐渐体现出来，而不会重演2005年~2006年下游行业受挤压的情景。

　　曙光闲话

　　开栏小语：

　　“特别报道”版组自开设以来，蒙各界读者厚爱得以坚持到今天。为丰富版面内容，使“特别报道”能有更多的视觉角度为读者所选择，从本期开始，由本报首席评论员兼副总编辑张曙光开辟“曙光闲话”栏目，点评新闻，谈事说理，多维思考，以餐读者。望读者不吝赐教，对本版面关爱如初。

　　对待“通胀” 政府要撑起保障的大伞

　　除了火热的股市、房市，CPI指数又成了人们热议的话题。毫无疑问，抑制通货膨胀将是今年中国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通货膨胀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自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感受到明显的通货膨胀至少已有两次，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中。而从去年开始的以猪肉、粮、油价格上涨为代表的CPI走高如果算的话，则是第三次。

　　其实中国建国以来的通货膨胀并非只发生在改革开放以后。通货膨胀分为显性的和隐性的两种。显性的通货膨胀就是明显的物价上涨，而隐性的通货膨胀则是有价无市，看起来物价没有什么上涨，但是消费者拿钱也买不到东西，这在中国计划经济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如此。而完全没有通货膨胀似乎也不太可能，因为这样就会遇到另一个问题：“通货紧缩”，中国自上个世纪末至2003年以前一直在与通货紧缩的阴影做斗争。

　　一般来说，百分之二三的通货膨胀被称为“爬行的通货膨胀”，常常被认为是无害的，甚至有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而百分之六七的通货膨胀则是严重的通货膨胀;如果超过百分之十几的通货膨胀则是危险的通货膨胀，将危及社会的稳定。自人类社会进入近现代市场经济以来，通货膨胀就如影随形伴随着人们。严重的通货膨胀通常被认为是一场重新瓜分社会财富的斗争，而在这场斗争中处于弱势的群体是普通劳动者。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俄罗斯发生的严重的通货膨胀，广大劳动者几乎在一夜之间变得一贫如洗，大多数人一生的积蓄化为乌有。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的东南亚诸国、拉美国家等也都曾发生过类似的情形。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中国人遭遇了建国后的第一次严重通货膨胀，当时人们纷纷抢购商店里能买到的一切商品，从粮食、布匹到没有什么用的破家电。可以看出，当真正严重的通货膨胀来临时，普通人是没有什么好办法能够抵御的。所以，防止严重的通货膨胀是政府无可推卸的首要责任。

　　防止严重的通货膨胀发生，对政府来说当然是上上策。但以目前情况看，货币资产流动性泛滥呈全球化趋势，通货膨胀已非一个国家的能力所能制止，在中国，输入性的通货膨胀因素也越来越明显。如果一旦情况有变，政府当毫不犹豫地采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制止严重后果的发生。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为对应严重的通货膨胀，国家推出了保值储蓄，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普通劳动者的利益，减轻了严重通货膨胀对社会的伤害。可如果认为现在采用货币政策是一把双刃剑时，那采用财政政策对应通货膨胀应该是首选。

　　尽管说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已经创造出很多社会财富，但从整体上说，普通民众抵御通货膨胀的能力还是非常弱小的。一方面由于这些年两极分化，社会上还存在着很大的中低收入群体;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保障体制还不健全，保障水平还很低。一旦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很多民众就可能“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改革前”。所以，在现在中央财政连年增收的形势下，加大社会转移支付的力度，尽快建立起各项社会保障体系，是最有效的抵御通货膨胀办法。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同志曾说：“干革命吗，以饿不死人为标准”。这也算一种保障标准(尽管很低)。那我们现在的保障标准应该是什么呢？在市场经济波动风险中，只有政府能撑起这顶保障的大伞，指望普通民众以个人能力对付通货膨胀实在是无稽之谈。

　　新闻背景

　　“这是一次最揪心的涨价”

　　一年来，居住在北京东四环边上的吴开风和陈达松夫妇每天都有一门例修的“功课”，去社区周边的几个超市搜集促销信息，然后跟邻居们进行信息交流。遇上比平时价格便宜的猪肉、大豆油等商品，两夫妇就采购一些囤积在家里。

　　这让他们每天的生活平添了许多忙碌，甚至是局促。打开冰箱的冷冻室，里面塞满了各种肉类，虽然这些够家里吃上一阵子了，可他们的心里还是不踏实。

　　吴开风心里不踏实的原因，就是2007年以来，大豆油和猪肉的价格已翻了一番还多，而且几乎超市所有商品的价格都在不同程度地攀升。

　　吴开风对记者说：“改革开放以来，几次粮油价格上涨很少有落回去的，这是我们经历的最揪心的一次涨价。”吴开风和老伴非常渴望能看到通胀尽快消退。

　　吴开风将记者带到位于北京市朝阳路上易初莲花超市的一家分店门前，这里常常会发给附近社区居民一些促销广告，上面标明了猪肉、大豆油等一些商品促销信息。三天前的一次猪肉促销中，每斤五花肉的标注价格为7.9元，这比菜市场上的价格一斤要便宜3元以上。

　　而每逢促销当天的清晨，吴开风就和附近的居民们开始聚集在超市门口，往往二三百的人群中就有八九成是退休老人，而他们要在寒风中等上一个多小时后超市才开门。

　　当超市的卷帘门缓缓升起的时候，人们便蜂拥一般从铁门下面钻过去，跑上一条长约80米的扶梯，上到第二层，然后狂奔到生猪肉柜台前领取买肉的号牌。

　　夫妇俩的腿脚很利索，每次都能拿到两个号，一次便能买上几斤便宜的、成色也不赖的猪肉。要是腿脚慢一点，往往都抢不到号牌，结果只能失望而归。

　　夫妇俩告诉记者，上半年，这里曾经有一位60多岁的老人因为推桑被挤倒在铁门前，很多人顾不上去搀扶，甚至很多人从那位老人头顶上跨过去，险些酿成人命案。老人或许还不知道，就在前几天，重庆的一家家乐福超市分店因为抢购发生了踩踏事件，结果导致3死31名伤者住院的惨剧。

　　除了去超市抢购促销产品以外，夫妇俩已经降低了消费标准。夫妇俩半年前就停止喝鲜牛奶了，肉和油的食用较以前减少了一半。

　　当然，全家人还不至于挨饿。但是，夫妇俩对当前的局面忧心忡忡，因为夫妇俩所领到的退休金虽然在这几年有所增加，可是增加的幅度远远赶不上这些基本生活用品的涨价速度。

　　其实，在这一轮粮油价格上涨的时候，令夫妇俩曾经想起了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几次物价上涨。在夫妇俩的记忆中，1982年的物价上涨是他们第一次体验到通货膨胀的力量。

　　由于在政府的指导下调价，1982年的物价上涨幅度并不大。老人还记得当年供应还未完全取消，市场已经出现了议价大米，但是大米价格已经由供应的每100斤12.7元上涨到了议价的40元。老人吃不完的供应粮还返销给了市场，一次就返销了多年积攒的1000多斤大米。

　　“我当时的月薪为41.5元，住房也不需要花钱，所以1982年的物价上涨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吴开风说。

　　1984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到高涨阶段，伴随而来的物价水平也开始大幅攀升。1985年是价格全面改革的起步之年，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放开猪价、调整农村粮价等。生猪收购价由国家统一定价改为国家计划指导下的议价，扩大市场调节，放开了农副食品销售价格，同时将价格补贴从暗补改为明补。

　　1988年7月份，物价上升幅度已达19.3%，创下历史最高纪录。但此时，中央政府仍准备进行全面的价格改革。由于没有充分考虑国家、企业和群众的承受能力，大步进行价格改革一度引发了争购商品的热潮。1988年的价格上涨是吴开风记忆中最为深刻的一次。

　　当时做商店售货员的吴开风，从盐业局和商业局往店里一车一车拉盐、火柴和煤油，往往一个小时内就能抢够完。

　　吴开风还感慨，当时身边一些有积蓄的人把存款从银行提出来，走后门去换成几台彩电冰箱，给每个子女先囤积一台备用。没那么有钱的人则是囤积柴米油盐，甚至每包10盒的火柴也销售一空。

　　1988年9月，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1989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提出用三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基本完成治理整顿任务。物价工作围绕物价总水平的相对稳定和调整产业结构而展开，采取调、放、管相结合的改革方式，使物价涨幅有了明显回落。

　　从1989年之后，中国经济进入调整期，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这一阶段继续以控制通货膨胀及物价总水平为首要任务，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适时推出重大价格调整措施。

　　当时普遍的情形是，许多企业效益不好，地方政府财政困难。在中央政府同意下，取消了许多价格补贴，于是计划经济的价格就变成了市场经济的价格。到1991年底，中国80%以上的物价放开，基本上实现了物价市场化。

　　到了1992年，全国又出现了抢购潮。不过，此时普通人只是在通胀中考虑如何让手中不多的资产做到不贬值。许多人选择了抢购耐用品和诸如黄金奢侈品以求保值。在农村，农民大量收集暖水瓶、金属制品等“耐用”的日用品，以求让不多的现金保值。

　　这一时期，由于全国货币发行过量，基建规模过大，市场需求过热，国家和地方为理顺价格体系，价格结构性调整项目出台较多，国家统一提高营业税率，汇率变动过快等因素，物价平均每年涨幅达14.4个百分点。1994年底，中共中央作出治理通货膨胀的决定。

　　吴开风还向记者展示了当年所购买的金币，她回忆说，当年所买的暖水瓶用了十几年。

　　不过，夫妇俩也注意到，最近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经济工作会议上，都在强调要宏观调控目前的通货膨胀，控制物价上涨，保障农产品的供应。经历过几次通胀的夫妇俩，每次在看完这类新闻时总是说：“会好起来的”。不知是感叹还是自我安慰。

　　反馈

　　王勇：“龚家龙的性格缺陷导致了失败”

　　《中国经营报》：天发经济案已经宣告侦结，龚家龙涉嫌伪造金融票证、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提供虚假财务报告、挪用资金、职务侵占等多个方面的罪名。你认为，天发集团是如何走向倾覆的？

　　王勇：应该说，天发集团是龚家龙在特殊历史时期和特殊地域，做出的一个特殊的历史产物。企业小的时候，龚家龙想尽一切办法，不择手段的把企业做大。企业做大了以后，就想办法把企业做成自己的。做不成自己的就把企业做乱，搅浑水，乱到自己心里清楚企业的状况，而让其他人无法接手。

　　归根结蒂，龚家龙和天发集团的败因在于，贪大不愿把企业做强，对企业没有责任感，龚家龙是一个抓机遇的能手，但是企业经营管理没有章法，控制企业靠的是人盯人的战术。

　　《中国经营报》：天发集团旗下有数十家企业，经营范围十分庞杂，请你评价一下天发的发展思路。

　　王勇：天发集团旗下确有不少项目具有不错的前景。其中天发石油拥有128座加油站，还有油库和长江邮轮，还有经营石油的批发、零售和进口三个牌照。但是企业缺乏管理，加油站在最好的年份，人家都挣钱，天发却是亏损。

　　有一次，中石油给了80万吨的原油进口，但是龚家龙没有资金，只好给退回去了。天发石油每年都有40万吨的原油进口指标，但龚家龙都把指标给卖了。还有就是天颐科技，它是一个全国菜籽油加工的龙头企业，天颐科技本身也是处在全国最好的菜籽生产基地。但是天颐科技一直没有足够的资金收购原材料。

　　《中国经营报》：天发集团为何会形成如此庞大规模的银行欠款？

　　王勇：龚家龙在早期借三峡配套的油气项目发家之后，才开始着手建立天发石油的经营项目。以后，当地政府也需要龚家龙为当地的国有企业改制承担一些责任，龚家龙也希望借此机会要求政府提供贷款。

　　龚家龙做乱企业的手段，是不断的上项目，不断的卷钱。在前期，主要是跟地方政府合作，龚家龙为政府减轻包袱，条件是政府必须给龚家龙贷款。而项目的贷款往往都是用于填补整个集团的大窟窿。

　　如果形象的看待这个现象，就是龚家龙拥有盛水的十个缸子，却只有一个盖子，而缸子越来越大，最后大到连盖子都盖不住了，所以龚家龙和企业都出了问题。

　　《中国经营报》：你如何评价龚家龙的经营管理？

　　王勇：天发集团的情况是一个人拉车，一万个人坐车。29亿元的银行欠款，一年一个多亿的财务费用，集团不挣钱，都是银行来掏腰包。

　　首先，龚家龙是用人疑人，每年都有不少好的技术、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从天发集团流失。其次，就是弄虚作假。领导和银行来检查的时候就生产，其他时候就停产。做了各种各样的账本，以应对不同检查团的检查。第三，企业缺乏科学有效的决策机制，龚家龙在做企业决策的时候，往往都是以最后一刻最后那个人的提议为准。

　　同时，企业还缺乏管理章法。举两个例子：天颐科技在瓶贴的时候，当时企业负责人已经跟合作方谈好了每份0.34元的价格，然而事后龚家龙是按照0.76元单价去打款的，50万张的总量，多支出的账款是用来给企业员工买了保险，但是保险是其他人经手的，而龚家龙并没有得到买保险的佣金。

　　天发集团最多的时候，曾经养了100多人的小车司机队，这些人都是曾经帮助过龚的人，最后企业亏损的时候又不得不给他们做工作让他们下岗。

　　《中国经营报》：你如何评价龚家龙？

　　王勇：龚家龙压根从未想过，也不会把企业做强。龚家龙做了石油商会的会长以后，让企业的人都叫他会长，放弃了对天发集团的经营管理，整天忙于接受媒体的采访。

　　这么多的怪病陋习能集中在一个企业，也是一种奇观。天发集团的失败，客观上来说也是龚家龙的性格缺陷导致的。本报记者 程涛采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