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第三方：危险的营生

　　专家认为，“医疗第三方”这样的中介力量如能做大，对医患双方都有好处

　　郭艾琳

　　“现在想起来还是吓牢牢的(上海话，很怕)。”躺在家中自购的医用床上，赵国雄心有余悸。

　　他的肋骨被人打断了，一共六根。那是一周多前，在上海一家三甲医院里，行凶者不认识，并且至今不知所终。

　　按照赵国雄自己的说法，他是因为做“医疗第三方”而被人打伤的。过去一年多来，赵国雄一直扮演着介于医生和患者——准确地说是医疗费用负担者——之间的“第三者”身份，其主要工作就是评估医生的用药或诊断手段，发现不合理部分，就要求他们剔除。

　　弹簧般的医疗费用

　　家住上海虹桥路一老式新村小区的赵国雄，毕业于某医科大学，此前在医药代表圈子里“混迹”了近20年。

　　两年前，赵国雄突然“顿悟”，选择从这个圈子里“退役”，然后花1万元办起了自己的医疗费用网站，将以前从事医药代表时接触到的医疗行业内幕一一揭露。

　　“我希望能借助这样的方式，让患者知道更多的内情。”赵国雄说。

　　赵国雄的网站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不久后，就有患者找到他，拿着自己昂贵的医疗费账单向他进行咨询。从那时起，赵国雄就走上了这条“医疗第三方”的道路。每次事件的进展，他都会以小故事的形式，如实记录在自己的网站上。

　　赵国雄真正将“医疗第三方”名正言顺化，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去年出台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中规定，将原先条例中“所有保险赔款都可以用在医疗费用上”，改成了“医疗费用限额8000元”。

　　于是，赵国雄先后得到了上海巴士出租车公司下属长宁车队以及海博出租车公司的委托，希望其在帮助伤者减少不合理医疗费用的同时，也由此帮助出租车公司减少保险限额外赔付的费用。

　　去年10月31日，赵国雄接到了第一个委托案例。在上海某区的一家中心医院里，他见到了伤者，而当时，该伤者已经住院15天，用去了21000元的医疗费，还不包括5000元的自费药品。

　　看了患者10多天来的账目，赵国雄认为里面有5种药品使用是不合理的。而这5种药品15天来的总计费用达14000元，几乎占到总费用的2/3。

　　于是，赵国雄找到了患者的主治医生，与其进行理论。但得到的回答是：“床位医生用药自有他的道理，这不是一两句话讲得清楚的。”这句话将赵国雄回绝了。

　　第二天，赵国雄再次找到了这位医生，在反复探讨之下，医生决定采纳赵国雄的意见，每天减掉一种药，直到将这5种药全部减掉。几天后，伤者的药品费用从原先的每天近千元，下降到了10多元。而这个案例，被赵国雄看做是医疗诊断中存在不合理用药的最好反映。

　　医生的朋友还是敌人？

　　事实上，“医疗第三方”并不是一件容易干的事。到目前为止，赵国雄一共接到两家出租车公司委托的25个伤者案例，每一个都需要去医院4～5次。有时候为了等主治医生，要在医院里守上大半天。

　　诊病毕竟不是“1+1=2”这样简单的问题，该用什么药，不该用什么药，哪个药疗效好，不同的医生都有自己的观点。于是，与医生据理力争甚至吵架，对赵国雄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

　　“有一次，我在一个骨折病人的账单里，居然发现有抗癌辅助用药。当事医生却解释说，作为医生，他不仅要考虑事故赔付方的利益，也要考虑患者的利益。”赵国雄说。

　　“医疗第三方”并非总是与医生站在对立面的，有些时候，赵国雄也会站到医生的一边。

　　据介绍，有一次在上海第十人民医院有一位胫骨骨折病人，当时主治医生判断采用髓内钉内固定处置方案即可，但病人由于不了解情况，坚持要医生采用更昂贵的钢板固定方式。这时赵国雄便帮助医生一起说服病人，这也让他得到了医生的认可。

　　让赵国雄欣慰的是，25个案例中，成功降低费用的超过了20例。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赵国雄的行为势必触动部分医院和医药企业的利益，对他的忌恨乃至报复也就在所难免。

　　呼唤真正的

　　“医疗第三方”

　　赵国雄并不避讳其做“医疗第三方”背后的经济利益。目前，巴士公司长宁车队每个月支付其2000元作为酬劳。虽然这点钱目前来说可谓入不敷出，但赵国雄认为，如果“医疗第三方”这一职业能够走向正轨的话，其前景还是可观的。

　　上海流通经济研究所所长汪亮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认为：“赵国雄的行为有点类似于发达国家的

　　汪亮说，我国医疗市场的确需要“医疗第三方”这样的中介力量，如果能将该行业做大，对于医患双方都有好处。“但问题是，‘医疗第三方’目前只作为一种个人行为，是否能得到法律上的认可。”

　　一位上海中山医院的医生则提出，正如赵国雄所说，医学问题存在较强的辨证性，作为个人，不可能熟悉所有的疾病治疗方法，因此，一种药品的使用究竟是否合理，事实上很难判定。

　　该医生告诉记者，发达国家在疾病治疗都有相应的治疗指南，其中包括了治疗该疾病的所有用药以及相关治疗手段。“医疗第三方”的评估就可以参照这些指南，因此其工作是有根有据的。

　　汪亮也认为，真正的“医疗第三方”，其资格必须得到有关机构认证，这必然要求有一套完整的认证和监管体系。“由于现在的外部环境不成熟，‘医疗第三方’虽然已经有了成功的个案，但整体发展起来还是有一定困难。”

　　此前，南京医科大学教授冷明祥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建议，在处理医患矛盾时，有必要设立一个作为第三方的医疗专业鉴定委员会，由医技比较高、医德比较好、医患双方都认可的专家组成。他们可以在各级医疗部门任职，但必须割断他们与医疗部门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

　　尽管遭此厄运，赵国雄还是相信“医疗第三方”这个行业会逐渐成熟起来，“现在只有我一个，等以后有十几个甚至上百个人后，就不会出现我遇到的这种暴力事件了。”赵国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