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特里奇：中国开放资本市场应优先于改变汇率

　　前美国总统经济顾问拉特里奇：中国开放资本市场应优先于改变汇率

　　“固定汇率是中美之间最好的纽带。”1月11日，约翰·拉特里奇(John Rutledge)接受本报专访时说，当他还是美国总统经济顾问的时候，他尽力阻止保护主义立法在国会通过，并鼓励中国增强货币的流动性和继续开放资本市场，帮助美国公司在中国投资。

　　拉特里奇是美国前两届总统经济顾问——里根时代美国经济框架的主要缔造者，老布什时代的政府白宫税收政策顾问。目前他是美国Rutledge投资机构创始人和董事长、蒙代尔国际企业家大学和北京工业大学联合举办的“蒙代尔国际企业家商学院”的外方院长。

　　将争斗推回美国国内

　　《21世纪》：美国普通人对中国的了解和反应是什么？

　　拉特里奇：有两种反应，一种来自商人和专业投资者，他们对中国更为熟悉。总体而言，公司界和专业投资者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是很看好的。但还有另一个群体，即政治家、媒体和公众。他们每天都会看到中国出现在美国的报纸头条中--中国的资本市场、银行、股票市场、央行。媒体没有做好介绍中国的工作。中美已经是世界最大的两个国家，20年里中国的GDP将可能超过美国。所以我们需要让人们相互交流，解决问题。

　　《21世纪》：民主党已经重新取得国会两院的控制权，中国人担心这会带来一些政策转变，更加倾向保护主义。

　　拉特里奇：中国人有时太看重美国的政策了，其实美国的政治要比政策重要得多，而美国的政治是短视的，主要由情绪驱动。相比而言，共和党人比民主党人更趋向自由贸易。做个粗略的划分，可以说共和党代表资本和雇主，民主党代表工人。过去30年发生的事情是资本在世界上的流动变得异常迅速和方便。一些资本从美国过度转移，这影响到工人，他们是民主党的选民。

　　曾提出对中国施加惩罚性关税议案的参议员舒默和格拉厄姆都成为很有名的人物。舒默来自纽约州，格拉厄姆来自南卡罗来纳州，他们代表的是一小群因全球化竞争而失业的工人。在南卡罗来纳州只有约2万纺织工人失业，但该州的人口很少，所以这些人也很重要。美国政治从来都是势均力敌的，所以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执掌南卡罗来纳变得很重要，这就给这个小州里一小群失业的纺织工人很大的政治声音。纺织业是昨日的产业，但却是今日的政治。

　　白宫依然是布什的人，财政部长保尔森熟悉中国，虽然我不能确定他真正的信念，以及他是否会足够坚定地为保护自由贸易而战。所以我认为这是困难的时刻，可能最困难的是接下来的6个月。因为新的国会已经成立，他们将会做一些事情向选民展示。但我预计他们不会成功。

　　《21世纪》：他们将会怎么做？

　　拉特里奇：这将是一场争斗。国会希望提高中国制造的产品的价格，因为支持议员的那些公司，其产品在和中国产品竞争。实现这一点最简单的途径就是提高人民币汇率。但美国的汇率政策是由财政部控制的，而不是国会。国会控制的是关税、配额以及其他限制措施，因此他们会提议采取一些关税措施。他们试图向白宫施压，敦促财政部和中国谈判，让中国提升人民币汇率。因此中美的贸易战其实是美国国内两个群体的争斗——资本的所有者和使用者，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国会和财政部。中国需要了解这一点。

　　《21世纪》：如果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中国再次受压，该如何应对？

　　拉特里奇：我认为对中国而言，重要的是不要试图让货币浮动，不要改变货币价值。因为中国对美元的固定汇率是中国在过去十多年来保持10%以上增长率的原因之一。为了保持固定汇率，中国央行要采取措施保证货币的供应。固定汇率让中国在过去15年里保持了世界最快的发展速度，以及比大多数大国都低的通货膨胀率。中国领导人应当努力告诉人们，固定汇率是良好的方式，这也意味着将争斗推回美国国内。

　　《21世纪》：你主张维持固定汇率，同时也强调中国应提高货币的流动性，能否详细谈谈这一点？

　　拉特里奇：货币的流动性应当缓慢地逐步实现，而且这一过程必须谨慎。新的法律允许保险公司持有更多的外国资本，这也是流动性的体现。美国公司在中国设立投资公司，中国有更多的对外投资，等等。中国的企业和股市现在创造了大量财富，但没有足够的分散性。中国的投资者应当考虑更多的投资对象选择，届时中国企业家将会对对外投资很感兴趣。当中国投资者对外投资时，中国央行的外汇储备会缩减——外国的政治家总盯着中国的外汇储备。随着发展，中国的进口会迅速增加，流动性也意味着允许中国投资者对外投资。这些都将促进外汇储备减少，而不需改变汇率。

　　集中发展中国资本市场

　　《21世纪》：你是投资方面的专家，如何看待中国资本市场目前的发展？

　　拉特里奇：中国的资本市场是有趣的、令人激动的。对于股票市场来说，现在是一个过渡时期。我们看到有很好的进展，但也有风险。例如中国人寿在上海上市，其股价在第一天就翻倍，但在美国，中国人寿的ADR(美国信托证券)却下跌了5%。我认为这些都应由中国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来解决。这意味着让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进入中国，随着法规的修订，最终也意味着允许中国投资者在世界各国投资。

　　《21世纪》：这个过渡期主要的风险是什么？

　　拉特里奇：是在改变的过程中保持稳定。当中国的资本市场逐步开放，美国的资本会逐渐转移到中国，因为这里的收益率更高。在有巨大压力的情况下，迅速调整将带来不可预见的结果，将使人们感到恐惧而带来政治压力。在调整期必须保证有稳固的基础来进行这些调整。我认为，现在不是中国选择改变汇率机制的好时机，因为固定汇率将会允许这些改变以稳步而可预期的方式发生。因此我认为货币市场的任何调整都必须等待资本市场变得更为开放之后。

　　关于资本市场开放的另一个风险是，中国评估信贷风险的历史还不长。在中国央行给大公司很多信贷，小公司得到信贷比较难，而消费者信贷就更不发达。西方公司花费了很大精力来创建数据库和分析工具来衡量信贷风险，中国也将朝这个方向发展。

　　中国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中国资本市场在向大公司提供贷款时非常有效，但对新兴公司(start-up)提供资金时效率并不高。目前美国商业资金只有不到25%来自银行，大都是私人资本和其他形式。美国的大银行从不向大公司提供贷款，而对小企业提供贷款。中国也会朝这个方向发展。

　　《21世纪》：美国经济去年的增幅放缓，房地产市场也出现疲软状况，这对中国经济会有影响吗？

　　拉特里奇：我认为美国经济不会出现衰退。美国有13万亿的GDP，在这些GDP之下，还有165万亿的资产。人们的教育也是资产，加上这一点将是100万亿美元。因此美国资本市场的真实规模是265万亿美元，相当于20年的GDP。因此对美国经济而言，重要的东西不是GDP，而在资产方面。但这一情况并不适用于中国，在一个较为年轻的市场经济体中，与GDP的规模相比，资产的规模相对较小。如果中国的GDP保持每年10%的增速，资产将按照20%的速度增长。资本市场、银行、保险、股市、证券经理人、房地产都是未来前景广阔的领域。

　　《21世纪》：你很强调资本市场的作用。

　　拉特里奇：在过去25-30年间，美国资本市场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不可估量。中国的资本市场正朝这方向发展。中国目前的缺陷不在GDP，而在于资本市场。与其担忧中国的消费、储蓄、商业等，不如集中发展中国的资本市场，这不但将使中国的GDP增长得更快，而且会让GDP增长更加平稳。长期而言，稳定性是最重要的考虑。

　　中国将有更高的储蓄率

　　《21世纪》：根据最新数据，中国的贸易顺差已达1775亿美元，美国会否对此做出反应？

　　拉特里奇：这个数字可能成为美国政治家手中的把柄。但我不喜欢贸易逆差、预算赤字这些观念，因为贸易和投资总是平衡的。当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增加时，中国的外汇储备也在逐步积累，现在中国有约1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这些外汇储备是“待订购的出口”(pre-ordered exports)，因为唯一能发挥其价值的方式是或早或晚地将其转化为美国的产品，对美国今后的出口是有利的。

　　《21世纪》：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世界经济存在失衡状况，而中美之间巨大的贸易逆差也被认为是这种失衡的重要表现。

　　拉特里奇：我完全不认为这是失衡。我认为这是两国人口结构的不同，中国人较年轻，美国人口老龄化。美国人在中国投资，从中国购买产品，以后这些年老的人将会取得投资的受益，这将以美国出口的方式实现。贸易理论从未认为贸易产品需要平衡，如果认为进口总要和出口相抵，那等于说希望资本永不流动。积累外汇储备，然后消耗这些外汇储备，长期而言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对此我并不担心。

　　《21世纪》：人们常说的“失衡”的另一个表现是，中国的储蓄率很高，而美国有很多人甚至没有银行存款。是不是需要让美国提高储蓄率，让中国减少呢？

　　拉特里奇：提高储蓄对美国将是很好的，将有更多的资本资产让美国人在未来更加具有生产力。近年来美国股市的发展使人们支出增加，要提高储蓄需要修改美国的社会保障法、税法等。布什总统两年前试图这么做，他失败了。

　　中国增长得很快，储蓄率也很高，这有社保、医疗等因素的影响，但不是主要的。我不认为中国的储蓄率高是个问题。中国将有更高的储蓄率，将维持10-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