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公共财政引导中国社会经济转轨

　　“学术良心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尤其是处在这个物质化的时代”

　　本报记者 陈黛 发自北京

　　2005年年底，在贾康的办公室里，他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回忆起自己在财经理论和政策研究领域的二十余年。连他自己都没想到，在改变国家与民族的命运的改革开放转轨 时期，在急剧变换的社会环境中，在“下海”成为时尚潮流的时候，他没有任何变化，居然在研究的路上一直走到现在。

　　当在中国存续了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农业税在2006年正式成为历史,8亿农民得到了实惠的时候，财税专家、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也和农民一样感到激动。

　　激动之余，贾康更呼吁“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更多地照耀农村”。除了“少取”方针，他希望中央在“多予”和“放活”方针的执行方面加大力度，而对于已经到来的2006年，贾康的判断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正处于承前启后的新起点上。他预测，2006年在粮食直补、农机具购置补贴等方面，会进一步加大补贴强度，对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会以多种方式积极支持。

　　除了稳健财政政策的延续，2006年还将是财税继续大力深化改革之年。“支持‘增长方式转变’和‘社会全面发展’，将是稳健财政政策执行中的两大重心。”贾康表示。

    经受“社会大学”历练

　　1954年，贾康出生于湖北武汉，一岁多被父母带到北京。贾康自言在他真正上大学之前，他已经上了八年的“社会大学”了。这包括在1970年，贾康参军，在江西开始了三年的军旅生涯；1973年，他脱下军装回到北京，开始了在北京矿务局的五年工人生活。

　　可是，对知识的渴望从来没有泯灭过，哪怕是在上下班乘坐公共汽车的时间里，他都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从不同渠道借来的书籍，他也格外盼望求学、治学的机会。在工厂里，他年年都去申请，希望能被批准上工农兵大学，工人师傅们也年年向领导推荐这个勤奋好学的孩子，可是，求知欲和上进心却不能把贾康送进大学。

　　在经历了失望、痛苦和彷徨的一年又一年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年，贾康终于等到了能够由他自己把握命运的机会。贾康考入了他的第一志愿——北京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系。每每回忆起接到录取通知书那个改变人生道路的重要时刻，贾康的眼里都会流露出一丝幸福的笑意：“我像范进中举一样，一把将外套抛向了天空。”

　　四年的大学生活，贾康是过着教室—

图书馆—宿舍三点一线的生活，看起来似乎有些单调，但他的思想和内心却从来没有单调过，因为他终于能够自由地徜徉在知识的海洋中。四年全优的成绩回报了他的努力，除此，他还是校刊的主力“笔杆子”。

    学术研究之路不曾停下脚步

　　财政科学研究所的硕士和博士眼中，贾康有着旺盛的精力和执著的追求精神，“他从来没有停下脚步休息一下的意思。”贾康的一个学生说。

　　而贾康的这种精神在财政部科研所读研究生时期就已经体现出来。1984年的一次调研是贾康至今都无法忘怀的一段经历：从南京开始，常州—无锡—南通—镇江，乘坐了各种交通工具，去了几十个企业和各个城市的财政及有关综合部门调研。

　　两个月的长途跋涉中，贾康的感冒不时发作，他几次在发烧近40度时，找附近的医院打针退烧，再继续奔波路程。

　　这种踏实、认真的工作作风也造就了今日的贾康，使他在公共财政和基层财政改革等方面慧眼独具，颇有建树。

　　关于公共财政理论，贾康也在近年来提出了他独具特色的探讨成果。他提出，应把公共财政看作我国社会经济转轨中财政转型的一种导向。首先要强调财政的公共性，要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作为财政分配的主要目标和工作重心。

　　其后，关于农村税费改革、基层财政困难与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等方面，贾康又连续有研究成果问世。为此，其“县乡财政解困与财政体制创新”方面的研究成果的核心内容，还获得了孙冶方经济学奖。

　　2005年全年全国财政收入突破3万亿元大关，增收5000亿元左右的形势,说明了国民经济总体状况良好，财政收支情况正常。对于已经到来的2006年，也是“十一五”的开局之年，贾康认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正处于承前启后的新起点上。

　　作为财政科学研究的领头人，贾康提倡农村的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改革试点，在2006年扩大范围并提高中央、省级补助标准，在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和社会事业发展方面，推出财政支持的新举措。

　　关于2006年财政收支的安排，贾康预测，会进一步适当收缩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同时以适当增加预算内建设投资安排等方式，保持中央政府总体投资力度不发生低于上年度的变化，并把政策重点放在调整优化资金使用结构上。

    淡泊名利

　　接触贾康的人都知道，贾康对名利看得很淡，他也时常告诫自己的学生不要急功近利。唯独对待学问，贾康是审慎再三，容不得半点马虎。他表示：“人生的虚荣浮华都是过眼烟云，只有真正的学术和真知灼见，才能垂诸久远。”

　　“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这十六个字是贾康的治学真理，而诚实更是被他视为做人之本。贾康认为，在做学问方面，诚实就代表着学者的学术良心，尽管存在着物质因素对认知的影响，但真正的学者应该力图摆脱它，摆脱的程度也是学者学术良心的高下之分。

　　“学术良心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尤其是处在这个物质化的时代。因为我们不是生活在真空世界里，不可能不受到物质的诱惑。”贾康说。除了要摆脱物质因素对认知的影响，贾康还希望学者表述出来的观点，应该和现实之间存在客观的、中肯的连接，反映出事物的客观规律。

　　在担任财科所所长以后，有若干行政事务分心，贾康却从未放弃他在学术领域的追求。而现在的学术环境，已经不再是象牙塔了。贾康指出：“如果学术研究不是诚实地反映客观规律，就可能走入误区。”

　　“现在的学术界太浮躁了。”这种趋势让贾康忧心忡忡。他认为，“做学问，要做到经世济民。从我自己来说，要出于公心，要对得起自己的学术良心，要尽可能地出于学术良心来公正地表述自己的观点，而不是屈服于物质利益，故意说很多话处心积虑地去体现利益集团的意志。”

　　其实在他自己的内心里，也充满了矛盾。贾康在给他的学生上课时，总是告诫他们不要急功近利：“安心地坐在冷板凳上，潜心研究几年，还是有必要的。”可是他也深知，现在的评估机制、职称晋升等机制，没法让一个年轻的学者潜心研究，否则他可能连基本生活费用都没有。

　　放眼中国的教育制度，每个中国人都是从小学就开始接受应试教育，即使是大学毕业后在学校或者研究所里做一个学者，也要适应各种指标考核体系。贾康深知，如果一个学者潜心钻研一个课题很多年，成功了，等待他的将是功成名就。

　　“如果不成功呢？他可能连副教授都评不上。以现在的体制和研究状况来看，我们再也不能出现陈景润了，因为能够坚持十年磨一剑的人太少了。”贾康痛心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