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新村与水泥效应

　　在《建议》起草期间，八人小组曾去韩国专门考察“新村”建设成果，韩国经验和“水泥效应”也成为制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内容的重要参考依据

　　本报记者 陈黛 发自北京

　　回国7个月后，郑新立仍然对今年5月的一次邻国考察记忆犹新，更为确切地说，他对 水泥——一种最常见的建筑材料，印象颇深。

　　郑新立是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他所在的机构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政策研究机构。郑新立本人参与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下称《建议》)的起草工作。10月8日至11日在北京召开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建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建议》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句话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提出过，但这次提出却赋予了其崭新的含义，也正式成为逐步解决‘三农’问题的完整方针。”参与过《建议》起草的经济学家张卓元告诉《第一财经日报》。

　　不为众人所知的是，在《建议》起草期间，起草小组的八个人曾去韩国专门考察“新村”建设成果并学习经验，韩国经验和“水泥效应”也成为《建议》中制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内容的重要参考依据。八人小组韩国行

　　今年5月份，在起草《建议》期间，由郑新立带队，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财政部、建设部、央行等几家单位参与，共八个人一起去韩国考察“新村”建设。

　　在12月举行的“2005首届中国全面小康论坛”会议上，郑新立回忆起这一周的韩国之行，自言大开眼界：“我原来以为，在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城乡发展差距的拉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是一个必经的阶段，可是韩国的经验让我知道不是这样的。”

　　上个世纪60年代的韩国，在经受长期战争和政治动乱后，1962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为82美元，农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3%，农业劳动力占就业总人口的63%。250万农业人口中有80%住茅草房，“住草屋、点油灯、吃两顿饭”，是当时韩国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而到了2004年，韩国人均GDP达到了1.4万美元,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1：0.84。“韩国从上个世纪70年代初开始加快工业化的进程，30多年的时间内,城乡居民收入是同步提高的,甚至在短时间内曾经出现过农村的人均收入超过城镇居民人均收入。”郑新立说。

　　从韩国回来后，八人小组形成了两个报告上报给中央，一个是关于韩国“新村运动”的感悟，另一个是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议。“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我们应该比韩国干得更好，我们也有条件比它干得更好。”郑新立说。

　　在郑新立看来，尽管农村存在着道路、饮水、清洁能源等诸多问题，但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乡村道路问题。“目前，县到乡的公路以及乡到村的道路都已经建设得差不多了，可是村到村以及村到每一户的道路却还没有建设好，很多地方的农村一下雨就没法出门了，道路硬化也是农民渴望的事情，这些问题政府通过投资是可以解决的。”

　　郑新立提出的解决办法，是由水泥开始：即由政府为农民提供水泥，农民可以将其用于盖房、铺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实际上，这个经验来自韩国。韩国水泥经验

　　在韩国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发展计划时期(1962年~1971年),由于确立了出口导向战略,重点扶持产业发展，工业化、城镇化步伐明显加快，城乡差距也曾经急剧扩大。韩国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工业增速为10.5%，农业却只有2.5%。这个期间，韩国政府曾投资了20亿美元用于对农业地区综合开发，但由于投入体制和机制不健全，农民缺乏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信心，效果并不明显。

　　从第三个五年计划起，韩国政府开始提倡“工农业的均衡发展”和“农水产经济的开发”，并将其与扩大出口和发展重化工业并列为三大目标。朴正熙担任总统期间更是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新村运动”。

　　由于当时韩国水泥生产过剩，韩国政府就想出了“水泥策略”：用水泥来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当时韩国约有3.5万个村子，1970 年11 月至1971 年7月,韩国政府为每个农村分配335袋水泥，每袋水泥是50斤。这样，按每个村子有80户农户计算，每个农户得到4袋免费水泥。

　　韩国政府为这4袋水泥拟定了20个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内容，具体选择用水泥来做什么，由村民自主讨论决定。多数农民都是从改造茅草屋房顶开始，其次改造卫生设施、修水井或集中建水池，最后就是架桥、修路、盖乡村活动室等。

　　第二年，韩国政府在检查中发现，有一半的村子做得不错。于是政府给做得好的村子增加供给500袋水泥和1吨钢筋，同时许诺，如果做得更好，下一年可以追加供应1000袋水泥。这种实物形式的“物质刺激”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很多村子加班加点，竞相赶超。

　　除了物质刺激，政府还为农户设计了荣誉奖励方式：把村子分为三等，最好的称为“自立村”，其次的称为“自助村”，最差的为“基础村”。由于每个村口都立着牌子，“基础村”的村民自然觉得脸上无光，就会齐心协力、起早贪黑地劳动，争取早日晋级。

　　1974年以后，在“水泥效应”的基础上，韩国“新村运动”开始着力于增加农民收入和发展农村工业。

　　这些年，已经先后有130多个国家去韩国考察“新村经验”。郑新立建议，在中国水泥生产规模达到10亿吨、仍然有30%闲置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通过政府招标采购，给每户农民免费提供几袋水泥，就能把农民道路硬化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赣州尝试

　　在八人小组回来后写就的《韩国“新村运动”考察报告》中，他们提出，目前的中国更有条件、更有能力搞好农村建设发展，因为基本思想已经统一，又有着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乡镇企业和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比较发达等优势。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教授也曾经去过韩国考察，在谈及这段由水泥开始的“新村”建设历史时，他表示：“韩国的‘水泥策略’非常聪明，可以说水泥是一根杠杆，撬动了劳动力投入、扩大内需、开拓国内市场这几个要素，更是提高了农民的生产建设积极性。”

　　实际上，江西赣州已经成为“水泥效应”的先行者。在进行新农村建设的一年多时间里，当地政府为每一户免费提供五六袋水泥，让农民把公路接到自己家门口。目前，赣州农民年人均收入已经从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提高到 2500 多元。

　　温铁军强调，“水泥经验”是韩国结合自身的实际条件制定的发展战略，而其中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就是文化背景。“韩国是个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的国家，当时的总统朴正熙就在这个运动中增加了伦理道德观念，提出‘吾身即吾土’，这些精神作用是不容忽视的。”郑新立也承认，“新村运动”已经从一种机制演化成了一种精神，最后也成为韩国的精神运动。“这种精神运动由农村推广到城市，后来韩国提出民族自立、事业报国等精神都是从‘新村运动’延伸出来的，成为韩国工业化、农业化重要的精神支柱。”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些政策在中国执行起来的难度。比如农民拿了水泥，不用来修路盖房，而是卖了当生活费了怎么办？毕竟很多农民确实需要钱更甚过需要水泥。中国农村人口多，即使是发放了水泥，如何知道他们使用的情况，这也是个大问题。”张卓元说。

　　“我们可以有比较地借鉴研究韩国经验，但不能照搬，还是要看自己的情况。”温铁军如此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