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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调整有助于缓解结构失衡
记者 卓尚进 周萃
人民币汇率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当前全球和中国的经济结构失衡；面对当前国内外复杂的经济金融形势，人民币汇率应当有所提升，但要缓升而不能急升；为纠正国
际收支不平衡，中国的汇率制度需要进一步改革，允许人民币双向浮动范围加大。这是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在12月10日由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联合举办的“世界经济与中国：促进共同繁荣国际研讨会”上发表的一系列最新的个人观点。
余永定的上述观点当即引起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和多家媒体的关注。毕竟，全球经济失衡是当前国际经济领域中存在的最重要问题，美国经济长期存在的“双赤字”和中国经济的“双顺差”是世界两大经济体不能回避和必须要解决的重要课题。在此背景下，未来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走向和中国汇率政策的些许变化，无不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新闻媒体的聚焦。
在全球收支不平衡下，从中国的国家利益出发，中国应当采取何种汇率安排？余永定认为，中国汇率应当有所提升，但要缓升而不能急升。在他看来，人民币汇率将来“不会发生变动”是一个错误的信号。在这一信号的误导下，企业不会做出足够的努力来调整经济结构，金融机构也不会有足够的动力来发展各种各样的避险工具。因此，当前既要争取时间，拒绝国际上要求人民币一次性大幅升值的压力，另一方面也要给企业和金融机构发出正确信号，促使企业调整结构、金融机构适应国内外市场的变化。这些分析，无疑会给中国的工商企业和金融机构带来一个“及时的提醒”，或再次“敲敲警钟”，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在分析当前全球经济失衡与主要汇率体系的关系时，余永定指出，人民币被低估、美元被高估并非造成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部分美国学者和政府官员试图通过向中国施加压力，改变中国汇率安排以纠正国际收支不平衡，这种做法有失公允。他认为，美国内部经济体系失衡，储蓄远低于投资是其全球收支失衡的根本原因。要纠正这种不平衡，美国应该提高储蓄率。如果美国不能够采取相应的政策来纠正其储蓄与投资的失衡，仅仅依靠改变汇率将于事无补，甚至想改变汇率都是不可能的。余永定解释说，假设美国为了解决它的经常项目逆差问题让美元贬值，但是它又不肯采取一种紧缩的财政政策，或者适当地提高利息率，增加国内的储蓄，那么储蓄缺口的存在必然导致利息率的上升，或是物价的上升，而物价的上升反过来就会导致美元的升值或者美元的实际升值。所以说，光靠汇率的变动无法消除国际收支不平衡。因此，美国首先必须采取内部政策解决它的不平衡，另一方面通过国际汇率的再安排让美元贬值，其他货币相应升值，也将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解决。
国际经济失衡，体现在我国经济中就是巨额的“双顺差”现象。余永定解释了“双顺差”现象的历史成因。他说，改革开放之初，汲取拉美国家债务危机的教训，我国采取了鼓励直接投资引进外资的方式，同时还要求各个外商投资企业要以出口为导向，要他们赚取外汇，实现自我平衡。一方面引入外资，另外还有经常项目的顺差，在这样一种制度安排下，自然形成了“双顺差”。客观来看，中国当时的做法是正确的。但随着时间、条件的变化，巨额“双顺差”已对我国的进一步发展造成障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使国际收支结构的不平衡得以延续。这种状况必须有所改变。余永定强调，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国际收支不平衡将长久持续的经济形势有利于我们进行结构转型，有关部门应抓紧时间制定相应的政策，及时进行经济结构调整。
余永定的分析并没有把汇率调整看成是把全球和中国经济结构失衡调整到均衡的“万能工具”。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来看，汇率调整都不是解决经济结构失衡的“万能工具”，它只是推进结构调整的一种工具，它不是有效推进结构调整的惟一工具，甚至不是有效推进结构调整的最重要工具。正如美国解决其“双赤字”需要国内财政、货币、汇率和贸易等政策工具的有效配合一样，中国解决自己的“双顺差”等结构问题，也需要国内财政、货币、汇率、消费、投资和贸易等多种政策工具的有效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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