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子变迁

　　本报记者 黄一琨/文

　　“我们双方的关系如丝一般光滑柔顺。”1945年春天，美国第二十轰炸机大队的指挥官柯蒂斯·雷迈这样形容华盛顿和延安的关系。4年以后，美国“丢失”了中国。一个“红色中国”出现在古老的东方，而美国寄予厚望的一个忠实盟友和有力的支持者，只能偏安一隅。

　　整整60年以后，中国共产党的新一代领导人开始对美国的访问。60年，整整一个甲子，是一个值得玩味的时间单位，因为甲子在中国传统的语境中寄予了兴衰、变迁的意味。

　　在这个甲子的末端，纺织品谈判、

能源争端被放置在中美问题的题眼。而中美关系专家王辑思说，中美关系基本框架是稳定的。天生喜好冲突和戏剧感的媒体构造了两国剑拔弩张的假象。

　　对于中美关系，决策者往往容易根据个人“亲善”的抽象概念，而难以把美国的国家利益或新中国的国家利益的现实调和起来。双方需要的不是空洞的承诺，甚至也不是过去以来一直成为对话的主要内容的实际问题，过去是联合国会员籍、未按时偿还的债务，现在则是纺织品和石油。更重要的是，双方都需要战略上令人放心的保证。因为失去中国和四面受敌是美国和中国都不愿再回味的噩梦。

　　王辑思说，美国在过去的30年里都没有视中国为主要敌手，“9·11”后它又围绕反恐调整了全球战略，那么就没有充分理由判断，美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会将中国视为主要战略打击对象。中美长期对抗是应当而且可以避免的。

　　30年是这个甲子的中线，最近30年的中美关系，作为正在发生的历史，人们有着各自的解读方式。30年前，美国如何“失去”和重新找寻到中国，正在被种种基于均势理论、冷战思维，最后是地缘政治的考量所淹没。

　　人们发现，这段历史充满偶然、误会和当事者的性格冲突，它们同一些历史发展规律的因素，造就中美之间长达60年的分分合合。事易时移，精确分析历史已不再重要，最重要的是，正如英国人贝特兰的著作《一个西方记者眼中的西安事变》前言所道，“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犹如一位朦胧诗人的诗所云：当你站在窗口看外面的风景，你也成为窗外人眼中的风景。这种互动和双向交流，客观上成了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

　　一

　　美国学者哈罗德·伊萨克斯在他的《美国的中国形象》中，对美国人的中国观作了划分，1937年至1944年是钦佩时期，1944年至1949年是幻灭时期。而中国学者杨玉圣在《中国人的美国观——一个历史的考察》中也做了同样的年代划分，1944年同样是分界，之前是钦佩时期，之后是反感时期。

　　1944年，美军观察团访问延安，也是在这一年史迪威被召回美国。

　　罗斯福挑选赫尔利作为特使代替史迪威来到中国，似乎是美国“失去”中国的转折点。这是个来自俄克拉荷马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律师兼投资人。他自命不凡，自以为具有高超的谈判能力，而他的语言能力和文化知识却致使他在中国的国内问题上偏向一方。

　　赫尔利的偏狭扼杀了毛泽东一次访问美国的可能。

　　1945年1月，毛泽东表示愿意和周恩来一起去华盛顿。美军观察团的代理团长雷·克劳姆莱少校把这一提议转达给美国在重庆的总部：延安政府想派一个非官方小组去美国，向那些对中国的形势和问题感兴趣的美国公民和官员解释目前的状况。如果罗斯福总统愿意在白宫把他们当作中国的一个重要党派来接见，毛泽东和周恩来愿意尽快地单独或同去华盛顿。

　　延安方面的提议没有像毛泽东和周恩来期望的那样传达到“美国最高领导”，只是在赫尔利给罗斯福6页纸的信中的第5页提起过此事。赫尔利恼火的是，美军观察团在完成使命时，绕过了他的权威。他认为，就是这种对他权威的破坏导致共产党后来的不肯让步，也是美军观察团的背叛使毛泽东和周恩来宁愿去寻求与华盛顿的直接接触，也不接受他努力争取的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妥协。但延安方面秘密出访华盛顿的要求始终没有实现。

　　1949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给总统杜鲁门的信中，谈到抗战胜利后美国对华政策时说：“我们当时的政策是基于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是在政府能趋于稳定并沿着民主的途径进步的条件下，使中国得到和平；另一个目的是协助国民党政府尽可能在中国广大的地区上建立其权威。”

　　美国把丢失中国归结于国民党政府的无能以及不听从美国方面意见。马歇尔元帅在离开中国之前曾警告说，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军事进攻不仅会遭致失败，而且会使中国陷入经济的混乱，并最终将摧毁国民政府。

　　访问华盛顿的努力失败一年以后，中国内战爆发。一个偏狭的美国政府和独裁的国民党政府一起，被视为中国民众的敌人。

　　二

　　1967年10月，尼克松在著名的《外交》季刊上写道：“从长远来看，我们简直经不起永远让中国留在国际大家庭之外，来助长她的狂热，增进她的仇恨，威胁她的邻国。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容不得使十亿最有才华的人民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

　　一年以后，当选总统尼克松在他的就职演说中重申上述看法：“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对思想开放，对物质和人员交流开放——一个民族，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中”。北京没有予以理会，就职典礼的第二天，新华社指责尼克松是“垄断资产阶级选定的新代理人”。

　　美国同样也不了解含蓄的东方智慧。1970年国庆节，毛泽东让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及夫人到天安门城楼上，并且安排他们站在自己身边。这个意味深长的信号，精明的基辛格起初并没有读懂。但中美之间似乎总不缺乏共同利益或是共同敌人，“9·11”以后是恐怖主义，之前是穷兵黩武的苏联，再之前则是法西斯。

　　接触和沟通在意识形态的厚障蔽下进行。虽然正背负着越南战争的创伤，但尼克松和基辛格相信，和1/4的人类接触，能使美国再次以新的观点开展外交。

　　1969年下半年，尼克松和基辛格决定抛开国务院那些喋喋不休的官僚和专家，与中国外交官进行接触，希望双方进行一次正式的会面。

　　1969年12月，在华沙举行的一次展览会上，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碰上了中国代办雷阳，斯托塞尔向雷阳走去的时候，雷阳向后退着，下了一段楼梯，斯托塞尔追踪而至，并且通过雷阳的波兰语翻译向他传达了信息。周恩来后来说，美国方面的这种直截了当的方式几乎害得雷阳心脏病发作。经过了几十年的敌对状态，雷阳没有得到任何关于如何应对这类意外的指示。

　　而中方迅速和友好的反应更让美方大吃一惊。几天后，斯托塞尔就被邀请访问中国驻华沙大使馆。基辛格说，这是共产党人在中国接管政权以后第一次发出这样的邀请。斯托塞尔说，他很高兴，并小心地从大使馆的后门进入大使馆。而中国方面说，这种安排没有必要，完全可以从正门进入。

　　从1970年1月开始，斯托塞尔和雷阳进行了134次会谈。事实上，大使级的会谈中美双方已经断断续续举行了15年。由于主题是台湾问题，这样的会谈既触及实质问题又毫无进展。在第135次会谈中，听取华盛顿官僚们老生常谈之后，斯托塞尔奉命说点新鲜的。而当时雷阳也得到这样的指令。斯托塞尔说，美国准备考虑派一个代表到北京同中国官员直接讨论问题，或接受中国政府代表到华盛顿更全面地讨论任何问题。雷阳未做回答，但提及台湾问题时，却显得比平时委婉。在他的例行发言中，他含蓄地加入了这样的信息：中国同意会谈，“可以在大使一级进行，也可以在更高一级进行或双方同意的其他渠道进行。”

　　一年后，作为特使，基辛格访问中国。第二年，尼克松成为第一位访问红色中国的美国总统。在签署《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酒会上，尼克松说：“我们没有理由成为敌人，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取得对方的领土，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支配对方。”他还引用了毛泽东诗词说：“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