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源头控制产品质量

　　本报记者 李莹 北京报道

　　破旧的院落、低矮的厂房、肮脏的车间、陈旧的设备、邋遢的员工……

　　亮丽的门面、精美的包装、响亮的品牌、很炫的广告、统一的着装……

　　这是乡村的小作坊和城市大品牌的强烈对比。而事实是，今年4月份的“苏丹红事件”暴露后，随着媒体的层层剥笋，最后人们发现：原来，前者是后者的供货商。

　　近日，在“苏丹红事件”发生了5个月之后，后者把前者告上了法庭：亨氏美味源(广州)食品有限公司向其源头企业：销售商广州辉和科技有限公司和生产企业广州田洋食品有限公司索赔1460多万元的经济损失，理由是由于这两被告的行为致使自己生产的产品中含有“苏丹红一号”成分，最终导致生产和销售受到严重影响。

　　在当今企业分工越来越细的情况下，供货商的原料质量可谓是采购链中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 ，其中任何一个供货商一次小小的疏忽或失误，都有可能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因此对企业来说，也许没有什么比扶好这第一张牌更紧要的了。

　　集体作弊

　　2005年对食品行业来说是流年不利，就连许多响亮的跨国品牌也在质量安全上问题连连。对于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普罗维智资讯有限公司总裁戈泽宁分析认为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企业本身的管理水平的确不够高，另一个则是人们的道德风险产生的后果，“如果大家都不择手段的来追求所谓的利润最大化，难免出现集体作弊的现象。”

　　北京一家大型超市的采购人员朴先生告诉记者，由于很多供货商本身并不具备质量检测能力，而超市又面临成千上万的采购商品，没能力并且也不愿花太多的成本在产品质量的一一检测上，因此很多产品的采购实际也就是检查厂家提供的“三证”，至于来货检验，更多时候则是靠目测，也就为超市产品频频出现问题埋下了隐患。

　　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2001-2003年的一专项调查显示：当时全国有10.6万多家食品企业，其中70%是10人以下的家庭作坊式企业，超过10%的企业无营业执照，60%不具备基本生产条件，难以保证食品质量安全，1／5属无标生产， 2／3不具备食品检验能力，近一半食品出厂不检验，1／4对进厂原料不进行任何把关……

　　这样，在小企业没能力自检，而流通环节又不愿花成本监督的情况下，出现问题自然不可避免，但为什么一些有能力的企业甚至是一些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也会犯同样的错误？

　　戈泽宁认为，“企业都是以利润最大化为天职的，跨国公司也不例外，而目前中国的市场自行调节能力不够，消费者不够成熟也起不到监督作用，企业作弊被暴光的可能性就成了小概率的事件，而即使被暴光，在执法力度不够的情况下，处罚结果也不够严重，因此导致一些企业不惜以身试法。”

　　而美国葆婴有限公司生产部总监王澍认为，企业在没钱时想投入也没能力，但等企业有钱了却更愿意买地建房，扩大规模，而且即使同样是买设备，也更愿意买生产设备而不愿意在检测设备上投资，“最很不起眼的检测设备可能就要四五十万，还需要有专门的人员进行操控，运营成本非常高。”

　　但这种急功近利导致的直接后果则是“自己都没有科学数据的支持，到验货的时候怎么来检测别人产品的质量好坏呢？”他说。

　　考察，从最不起眼的地方着手

　　每一起安全事件，只要顺藤摸瓜，最后总能抓到始作俑者，面对企业和公众对供货商愤怒的指责，北京六必居食品有限公司生产供应部部长陈杰坦承，如今供货商的诚信度的确参差不齐，再认真的企业可能也是防不胜防，但纵使如此，他认为责任更多的应该还是在企业，正是采购商自身监管不严让对方有机可乘，“无论供货商怎样搀假使杂，在最后产品质量总是要由采购商把关的，如果不合格就让它退货的话，造成的损失肯定要大于它采用假冒伪劣的成本，这一点供货商是会掂量的。”

　　至于对质量通常的监督方式，像朴先生一样，采访到的企业无一例外的表示很重视供货商的“三证”，但也都同时表示无论对方提供的证件有多么齐全，到供货商的工厂进行实地考察是至关重要的事情。

　　因产品不同，考察重点自然也不一样，但采购经验丰富的企业几乎都各有各的绝活，陈杰就颇有些自豪的告诉记者，他们总结出的经验是有两个地方必须要重点考察，一个是供应商企业领导的办公室，一个是公司的

卫生间。他解释说，通常企业负责人的办公室能反映出领导的风格，也反映出公司的管理水平，而企业的卫生间则是最能反映企业总体水平的地方，同时也能反映出员工的素质。

　　在实地考察完毕后，采购价格往往就成了最让采购人员棘手的事情，价钱出高了有成本的限制，价钱出低了又担心合作不成，甚至会影响将来采购原料的质量，为了避免这种困扰，陈杰说他们应对的方法是采用“倒拍制”，事先筛选淘汰。所谓的“倒拍制”，其实也就是企业把上一年的采购价格和采购数量作为一个基数在网上公布，让供货商在此基础上往下进行价格竞争，最后谁给的价格最低谁就有可能成为企业的供货商。

　　但是这种方式会不会导致供货商为了争取到供货机会，相互无止境的压价，结果致使最后的中标者没有利润可图，在实际供货时只能用假冒伪劣产品来代替优质产品呢？

　　对于记者的担心，陈杰认为，价格当然不能无底线的降低，得结合市场行情，要合理，自己赢利的同时也要保证对方有钱赚，“如果供货商日子不好过，企业也不可能有长远的发展。”

　　王澍解释说：“一个好的供货商，因为有自身成本的限制，如果你把价格压得过低的话，它往往会放弃跟你合作的。”

　　让

供应链更透明

　　既然工业品从采购到成品是一个系统、漫长、枝节繁多的过程，而且每一个环节出差错都可能导致满盘皆输的后果，那么有没有办法让供应链更透明一些呢？尤其对自己产品有举足轻重作用的一些供货商，有没有办法对其进行采购质量监控，防患于未然呢？

　　陈杰认为，实际操作中没必要直接干预供货商的采购问题，“我们只对它的最终产品进行严格质量检测，至于它的原料渠道、利润空间，这都不是我们应该干预的。”但陈杰同时也强调，考察供货商时一定要查看对方最基础的设备，以了解它对自己的原料有没有检测能力，同时也要很详细的了解对方的质量管理体系。

　　至于能否让漫长的供应链更透明一些，戈泽宁认为，即使有实力的跨国公司，通常也只是看直接供应商和它的直接供应商两个环节，但关注的重点是看供应商能否及时拿到原材料，以保证自己按时采购的需要，而不是对它的生产过程进行详细考察，对间接供应商的质量往往也不太关注。产品质量就更多的依靠供应商的自律了，“如果一个企业的质量诉求只是停留在靠外界监督的阶段，这样的企业不可能生存的长久，而一旦这样的企业大量存在的话，像”

苏丹红“这样的事件就不可避免。”

　　至于“苏丹红”这样的事件出现的原因，王澍则更多的认为是与目前采购商对质量监控的认识还存在误区、仅停留在“看山是山”的阶段有关，“其实质量监控并不只是停留在产品的验证上，还要时时关注一些看似跟产品质量没什么关系的细节，比如关注对方是否有人事变动，尤其是一些跟质量有关的人员动向。发现情况或跟供货商进行重新谈判，或提前物色其他可以代替的供货商，而不是等到对方事情发生了自己才手忙脚乱，到那时候影响产品质量可能就不可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