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与建议

　　最近，国内经济学界又开始了一场关于经济形势的争论。与2003年的那场争论不同的是，这次争论的焦点不是经济是否已经“过热”，而是是否会“趋冷”。虽然争论的内容不同了，但同样对宏观调控政策的走势，具有重要影响。

　　经济增长有“趋冷”趋势，但不会出现“急刹车”

　　两次争论都是因为大家是在用不同的数据说话。从今年上半年看，投资增长还在25%以上的高位。其中6月份更高达28.8%，出口已经连续六个月超过30%，与去年的增长率相差不大，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增长率超过13%，还高出去年同期水平。这些情况都说明，上半年的需求增长与去年同期相比，都没有特别大的变化。由于这些需求指标的增长水平都很高，特别是6月份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幅很高，很多人仍在担心是否会再度“过热”。

　　但主要经济指标中，确有许多预示着“冷”的迹象。例如：

　　1.消费物价持续走低，上半年CPI指数平均为2.3%，比去年同期低1.3个百分点，并已经连续三个月低于2%。部分生产资料价格如钢材、水泥等下跌幅度巨大。

　　2.企业利润增长率显著下降，同比下降超过20个百分点，下游制造业大面积亏损。

　　3.企业产成品资金占用超过一万亿元，增长19.4%，且增长率超过同期产品销售增长率3个百分点。

　　4.上半年出现了396亿美元的贸易顺差，而去年同期是75.7亿美元的逆差，说明国内需求明显不足，产品被挤压向国际市场。

　　5.自去年6月，货币M2的增长率与M1持平，之后M2增长率开始超过M1，至6月份M2增长率已超出M1四个多百分点，说明流通中的货币持续大量退出交易流通，转换成定期存款。这是经济活动趋于缓慢的重要标志。

　　为什么需求增长与去年差不多，经济运行中却出现了这样许多“趋冷”的情况呢？有些人认为是本轮经济增长周期已经过去了，由于需求开始萎缩，下半年乃至今后的经济增长将会“下行”，也有人认为是宏观调控对需求的压抑过度，会使今后的增长率下滑。

　　我不同意这些看法。我认为目前部分经济指标“趋冷”，主要是两个原因:

　　其一，是总量问题。目前不是总需求显著下滑，而是总供给水平增长得更快。这样就会在经济增长的高水平上出现供过于求，使部分企业效益指标显示出“趋冷”和贸易顺差增加，商品交易也显得不够活跃。至于消费物价问题，则主要是由于去年和今夏粮食丰收，而食品的消费需求从来都是很稳定的，所以由粮价下跌带动CPI指数也走低。

　　其二，是投资需求的结构发生了变动。本轮经济增长主要是被投资拉动的，而投资的主要方向是重工业。在总投资中，存量投资永远会大于增量投资，而从投资的时间序列看，首先是进行土建投资，然后是进行设备安装等。在以往投资中土建一般会占到三分之二以上，重工业项目设备比重要大一些。从近三年平均看，土建部分已经下降到60%，由于对存量投资而言，目前土建阶段已经过去，对主要用于土建的线材、铝材、水泥等建筑材料的需求，就会大幅度减少。而这些原材料项目近些年又上得比较多，因此供大于求的现象就比较明显。这些产品的价格也必然会出现较大幅度下跌。但是另一方面，随着投资需求的重点转移，为重工业项目提供设备的机电产业生产形势，又会比较好。

　　如果是需求水平下跌，则经济增长率必然下降，但若是需求水平仍很高而供给水平更高，则经济增长率不会下降，只是企业的效益指标逆转。这种情况正说明，生产过剩的阴云已经飘近了，这个问题下面还要讲。但既然是目前需求水平还很高，担心经济会在短期内出现“急刹车”、“硬着陆”就没根据。最近有人预计三、四季度的增长率会掉到9%以下。我看不可能，从全年看GDP增长仍会保持在9·3%～9·5%的高水平。

　　但是明年的经济增长率会略低于今年，原因还是从三个需求因素看：

　　1.目前的投资主要靠存量投资拉动，如果明年新上项目仍然较少，则投资增长幅度会有所回落。

　　前面已经提到，以重工业为主体的投资高潮，土建部分的平均比重约为60%。由于今年投资增长的特点是新上项目增长率少于往年，而存量投资的土建阶段已经基本过去了，如果今后主要是进行设备购置、安装与调试，则投资比重在本轮投资周期中只占40%，这样就会给投资增长率打“六折”，明年的投资增长率很可能下降到18%左右。

　　2.明年的消费增长率可能也会低于今年。

　　去年由于农业丰收和粮价上涨，以及政府的“扶农”政策等因素，农民收入增长率比前几年上升了两个多百分点。我国一向是上年农民增收，下一年的消费市场就好，这是去年至今年农村消费增长率较高的重要原因。今年年初以来，全国农村市场出现了近年少有的活跃情况，前5个月农村消费品零售额的增长率一直在10%以上。但是从年初开始，粮价下跌，秋粮上市后粮价下跌的会更明显，还有农业生产资料和销往农村的工业品涨价等因素，今年农民收入的增长估计会低于去年，就会压低明年的消费增长。今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预计增长率在12%以上，明年则可能会落到10%以下。

　　3.去年全球经济增长达到5%，是近几年的高峰。在此基础上，国际各著名机构，对今、明两年的世界及主要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都作出了比较乐观的预测。但是今年年初以来，国际油价突破了每桶60美元，欧洲经济增速明显放缓，日本再次出现了经济下滑势头，美国经济增长势头虽然还很强，但是受“双赤字”的困扰，美联储又在不断加息，因此主要发达经济体明年的前景都不乐观。如果这个趋势持续下去，发达国家的进口增长明年可能会略有下降，我国的出口增长也会受到影响。

　　然而，明年投资、消费和出口的增长速度，可能都是略有下降，但还都相对比较高。这样明年的经济增长率，估计还会在8·5%以上。需要关注的是，由于明年的总供给增长水平会比今年更高，今年那些表现差的经济指标，明年会更不如人意。

　　2007年可能出现全面生产过剩情况

　　今年保“9%”，明年保“8%”都没有问题，有问题是后年，即2007年。

　　自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以来，中国工业消费品的供求,逐步呈现出全面生产过剩情况。据商务部方面数据，今年上半年在507种主要工业消费品中，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占17.0%，而供过于求的商品已占到83.0%。

　　在工业生产资料生产方面，制造业中的加工业，长期以来就是“长线”，由于住宅和汽车等新一代耐用消费品主要是依托重工业提供，所以形成了上游能源、矿产和原材料等少数几个产业的相对“短线”，并促使价格大幅度上扬。但是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自2003年以来大量社会资本迅速流入短线部门，很快就形成了新的供给能力。因此制造业中的短线部门，将在本轮投资周期过去后，也转成“长线”。

　　综合各方面的信息看，钢材、铝材和水泥等目前已经出现了过剩，煤炭估计明年开始过剩，电力供求至多后年达到平衡，2008年也将开始过剩，所以到2007年中国将没有“短线”部门。但是投资周期过去了，大批重工业项目到了产能的集中释放期，而以前阶段主要吸纳生产资料的重工业投资需求，却出现了“落潮”，生产资料的全面过剩就不可避免。如此，工业消费品和工业生产资料，都将是全面过剩局面，在中国就可能爆发首次的全面过剩。

　　生产过剩可能会来得很猛烈。过去投资是以国有单位为主体，本轮投资却出现了非国有为主体的情况，去年非国有投资比重为65%，今年一季度已上升到71%。由于非国有部门的投入产出在许多情况下比国有单位高出几倍甚至十几倍，而本轮投资周期(2003～2007年，年均增长率按20%计算)的名义投资累计额可能高达35万亿元，相当于“七五”至2002年的总和。所以到2007年，可能会出现前所未有的生产能力集中释放。

　　1825年当英国出现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第一次生产过剩危机时，钢产量不足50万吨，人均GDP不过300美元，所以生产过剩从来只具有相对意义。其产生的原因，都是因为收入分配关系不合理。

　　如果出现生产过剩，就可能出现比较严重的通货紧缩和经济增长率下滑。

　　以前由于体制原因，在投资高峰过后，也会出现许多产品不适销对路的项目。但项目主要是国有单位投的，贷款也是从国家银行来的，发生产品滞销和严重亏损，企业不会倒闭，银行也不用作坏账，只表现为银行系统的不良债权比重上升。本轮投资周期，投资主体发生易位，非国有部门成为主体，这似乎减轻了国家的负担，因为非国有企业因产品滞销和亏损而收不回投资，要破产倒闭，国家可以不管。但由于中国的银行体系目前仍是由国有银行垄断，民营企业的投资也有许多是靠银行贷款。据有关资料，在近三年的贷款增量中，非国有部分占了42%，大约是2·7万亿元，是目前中国银行业核心资本的两倍还多。如果大批非国有企业因投资项目失败而倒闭，国有银行就会产生大量坏账，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就会显著下降，甚至引发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看，银行业的危机都是发生在经济萧条和通货紧缩期，而不会出现在经济“过热”和通胀期。

　　在中国出现生产过剩，从一个方面看是反映了改革的成功，因为打破初次分配中的“大锅饭”，正是改革所追求的目标。中国目前的问题是，在成功解决初次分配中的平均主义问题后，没能及时建立起良好的再分配体制，因此抑制了居民主体的消费能力，产生了生产过剩问题。但这是前进中的问题，而且解决物质产品丰富所带来的问题，总比解决物质产品匮乏所产生的问题容易得多。

　　若干对策建议

　　以往在宏观调控中我们主要面对的是供给不足问题。未来几年我们则可能要首次面对生产过剩问题，我们还缺乏解决这方面问题的经验，这是对中国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新挑战。

　　解决生产过剩问题，一个办法是消除供给，一个办法是扩大需求。

　　消除供给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传统办法，例如让大批项目破产，把过剩的产品扔到海里去。我们不能这么做，因此解决问题的重点应是开拓需求。

　　如果放开新上项目的口子，继续扩大投资需求，只能解决未来几年的增长，却会使今后的生产过剩矛盾更严重。上届政府启动内需是从扩大投资需求入手，因为当时的情况不同。在“十一五”期间启动需求则必须从消费入手，实现从投资型增长向消费型增长的转变。

　　这就必须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可以从几个方面考虑：

　　1.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利用

个人所得税建立从“富人”到“穷人”的社会转移支付制度。

　　2.提高公务员工资，带动全社会工资水平上升。

　　3.国家财政应增加对养老、医疗等方面的社会保障投入，显著扩大社会保障面，因为居民不敢花钱消费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有后顾之忧。

　　4.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农村消费。农村人口是中国居民的主体，中国收入分配不平均，在很大程度上是因城乡收入差别扩大造成的，所以增加农民收入是扩大消费的重要环节。去年农民增收比较多，今年消费增长率高于去年，就说明了扩大农村消费的重要意义。扩大农村消费，主要应从减轻农民负担角度考虑，比如增加农村公共品提供，支持农村发展新合作医疗，以及把农村中等义务教育由国家包下来等等。此外，还应考虑较多地提高对农村贫困人口的生活救济标准。

　　5.拓展消费贷款的空间，支持居民的住宅、汽车和其他方面消费。

　　但是，从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入手扩张消费需求是一件很复杂的事。从酝酿准备到实施到出现成效，可能费时很长，而全面生产过剩是马上要面对的事情，因此还得从投资和出口方面想些办法。可考虑的是：

　　1.通过建设“廉租屋”增加固定资产投资。

　　在任何国家，住宅消费都是最大的消费。我国目前城市居民对住宅仍有较强烈需求，而在发达国家，低收入人群主要是居住政府提供的“廉租屋”。一般居住在“廉租屋”的居民要占到全体居民的一半以上。政府为此可考虑发行30年期的城市住宅建设公债，到30年后还款期时，可以再进行一次“房改”，让租屋人买下来。由于在30年间房地产肯定会升值，即便到时政府卖出房子的价格很便宜，也能充分收回投资。

　　如果未来30年中国城市化率提高到75%，城市人口将增加7亿～8亿，且有一半人口是居住在“廉租屋”，按人均建筑面积25平方米，每平米均价2000元，则有近40万亿元的投资空间。而在“十一五”期间，可考虑至少每年安排1万亿元的投资规模，就可在相当程度上拉动投资增长，吸纳大量生产资料产能，还可在重工业投资“落潮”后，为数千万人的建筑业队伍提供新出路。

　　2.鼓励转向集约化生产的技术改造投资。

　　至少在中期内，我国应严格限制生产能力已经过大的产业部门继续增加投资。但对技术改造投资应“网开一面”，重点鼓励节能、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等方面的技术改造。自“七五”时期以来，我国技术改造投资在固定资产总投资中的比重就在不断下降，已经从“七五”时期平均的19·3%，下降到目前的15%左右。我国粗放型增长的格局目前仍很明显，而由于资源、环境等原因，传统的粗放型道路已经难以为继了。建设“节约”型社会是必然选择，但要有物质条件支持。政府应出台类似日本“机械工业振兴法”那样的法律，强制淘汰一大批落后的生产能力，利用财政、税收、信贷、外汇等等方面的手段，支持企业进行这方面的技术改造投资。

　　3、稳定

人民币汇率，促进扩大出口

　　最近，中国政府宣布人民币汇率对美元升值2%，并改变盯住美元的长期做法为盯住一篮子汇率。

　　我对汇率问题的一贯看法是，

人民币升值从目前看至少是在中期内，对中国经济不利。因为中国在中期内面临的主要难题,将是生产过剩问题，需要出口需求来减轻国内需求不足压力。中国在未来长期内都将是贸易顺差国，而对顺差国来说，本币升值是弊大于利。美国极力塑造强势美元，是因为美国无力扭转长期贸易逆差的趋势。但是中国不同，对中国来说，人民币升值的基本条件，应该是国内的收入分布差距已经得到基本改善，出现了由投资型增长向消费型增长的转变，贸易也由此开始趋向于平衡甚至出现逆差的时候。

　　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有很大部分是来自外部，但是在当今时代，汇率变化已经对贸易差额的影响越来越小了。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与汇率关系看，自90年代以来，美元维持了长达十年的强势，美国的贸易逆差却连年扩大，而自2002年以来，欧元对美元连续三年升值，累计升值了50%，欧盟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却增加了90%。这是因为，目前全球的货币交易额已超过700万亿美元，但国际商品交易额只有6·8万亿美元，去年全球一、二产业的生产额只有20多万亿美元，而当年全球的金融交易额已经超过了2000万亿美元。这些情况说明，目前物质产品生产与流通所引起的货币和金融活动，已经只占到全球年金融与货币交易额的1%。所以汇率的变化，早已不决定于本国是贸易顺差还是逆差，而是取决于国际资本流动方向。

　　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贸易与汇率关系来说，也是如此。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来投资，说到底是因为与发展中国家在生产要素方面存在着几十倍的价格差。但发达国家是位居生产要素价格差的高端，发展中国家是在低端，对位居低端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汇率上升5%，感觉就很强烈。但对位居高端的发达国家来说，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即使上升100%，他们与发展中国家的要素价格差仍是几十倍。所以格林斯潘说即使人民币升值，美国还得从中国进口产品，就是不从中国进口也得从其他国家进，因此不主张人民币升值。由于逼迫发展中国家本币升值，不仅解决不了发达国家的企业竞争力问题，还打击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繁荣，会减少他们从发达国家的进口，是“损人不利己”。这个道理他们都明白。

　　中国的FDI已经连续两个月明显下降，我看主要原因是外资对人民币的走势难以判断。人家到中国来赚的就是生产要素价格差，如果人民币升值，外商的投资利润空间就缩小了。因此，保持稳定的人民币汇率，不仅是保护了中国人的利益，也保护了已经到中国投资和将要到中国投资的外商的利益，还保护了在中国大量采购商品的国外贸易商的利益。中国政府在稳定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态度越坚决，国外投资人和贸易商对到中国来投资和采购就越有信心。

　　最后一点，要警惕今年乃至今后几年国际初级产品期货价格的暴涨，为此应到海外大规模收购资源。

　　资源不足是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难题。90年代以来，在美国“新经济”概念带动下，全球庞大的国际资本主要是炒股市，“9·11”事件以后，股市泡沫破灭，国际游资又开始冲击房地产业。后来是投机欧元的升值，还有一部分冲入国际期货市场进行投机，2003年以来国际油价一路狂飚，主要就是这些“热钱”投机的结果。今年法、荷两国对欧洲宪法公投失败，给欧元泼上了阴影，最近发生的英国恐怖袭击事件，再次对欧洲经济形成打击，国际游资投机欧元也断了出路，很可能会以更大的规模冲击国际初级产品期货市场，期货投机的范围也可能扩大，未来几年可能不仅会冲击原油、铁矿等，粮食等其他初级产品也会成为新的投机对象。由于国际资本有几十万亿美元，其中“热钱”即流动性高的国际资本有7～8万亿美元，而国际商品期货市场的盘子，目前只有不足万亿美元，国际“热钱”只要过来一半，油价涨到每桶100美元就是指日可待的事。

　　中国在发展物质产品生产的路上还要走很长时间。我们不能在国际虚拟资本的残酷盘剥面前任人宰割，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是乘国际资源还没有全面大涨的机会，大量到海外收购油田、矿山甚至农地等资源。这样就可以从源头获得这些资源，而绕开国际中间商通过期货投机的盘剥，这是关系到中国长远战略的大事。

　　中国目前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可考虑采用成立中央汇金公司投资到银行的方式，由中央政府拿出大批外汇储备，成立海外资源收购公司，到海外去大量收购资源，再将收购到的资源以股份形式向国内企业转让。

　　此外，由于中国已在国际初级产品市场上占有10%左右的份额，在国际金属矿产品市场上占有20%左右的份额，应当充分利用这个优势把中国的期货市场做大做强，以形成对国际期货市场足够的控制与影响力。

　　作者：中国宏观经济学会

　　责编 赵岸英 [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