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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 巍
北京报道
中国初尝WTO“自由贸易”果实之时，欧美“特保”、“反倾销”等一系列举措让人感到后配额时代硝烟味浓重。
谈判无果的中美纺织品贸易将在6月底启动新一轮的磋商，之前中国已经与欧盟取得了谅解。但这仅仅是一个贸易争端的开始，中国需要应对日益增多的贸易纠纷和摩擦。在指责欧美挑起贸易摩擦的同时，我们也有必要进行深刻的反思。6月22日，外经所所长张燕生就有关问题接受了本报的专访。
中国的反思
《21世纪》：您从技术上探讨很多关于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那么就我们中国自己而言，对造成今天这种局面有没有应该反思之处？
张燕生：总体来说，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是全球化时代贸易的一个综合反映。但从中国来讲还是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外贸依存度(进口额＋出口额／GDP)提高过快。2003年我国外贸依存度为62%，2004年就超过70%，一年增加了10个百分点，出口额的增长率远远高于GDP增长率。
在国际上，如果进出口的增长略高于GDP的增长，说明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贸易带动经济增长，尤其是净出口拉动GDP增长。但如果这个指标分子增长过快，满足外部需求的供给增长相当高，如此持续下去，分母按9%增长，分子却按30%增长，经济就会严重失衡的。
而究其原因，我个人认为是激励机制的导向出现了偏差，这在进出口战略、进出口政策和进出口体制这方面都有所反映。
第一，改革开放之初制定的一些国际贸易政策还在继续延用。是在外汇短缺、资本短缺时期制定的政策，比如出口的数量指标，也就是说出口的增长率、业绩、规模等指标的排序还是存在的，这个政策导向就是出口越多越好。
第二，一些地方吸引外资方面存在偏差，由于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使得外资进入中国的速度非常快。外资进入中国主要有两种动机：一是市场驱动型，主要目的是扩大市场份额；二是成本驱动型，主要是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在当地进行一些低端的加工组装环节，然后再出口。其实带给当地的增值并不高，但外贸金额却很大。
第三，外经贸和国内经济发展之间还存在脱节。例如，吸引外资不重视国内配套措施；发展贸易时对进口和国产化率重视程度不够；出口时存在价格竞争，存在粗放式的数量扩张等等。正是由于这些自身原因导致了贸易摩擦加剧等一系列问题。
《21世纪》：您刚刚分析了中国自身发展方面的原因，并提到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问题，能否简述一下这些问题？
张燕生：首先，贸易摩擦愈演愈烈，纺织服装受到特殊保障制裁。美国今年5月对中国7种产品实施特殊保障措施，欧盟就10种产品达成一个备忘录，实际也就是一种数量限制。中国是受到反倾销诉讼最多的国家。
其次，我们的经济结构出现失衡。输出美国的是经济福利，而输入的是消耗和污染；而且我们出口赚来的外汇很多用于购买美国的短期国库券债券，出口的是实际资源，又以变相信贷方式存在美国，这对发展中国家是不经济的。
再次，外贸依存度的速度过快，对外部依赖越来越大，同时也增加了我们经济的系统风险。像现在的中美贸易，正是我们对美国的依赖比较强，他们才主动制造贸易摩擦。
调整战略 分散风险
《21世纪》：针对中美贸易摩擦，我们应该怎样调整以应对？
张燕生：美国市场毫无疑问是特别重要的，但即使再重要，你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也太不安全。尤其我们出口大部分是低端产品，其实当地创造的增加值很少，也就10%，而90%都被外商拿走了，他们却还制裁你，逼你人民币升值，太被动了。
其次，形成全球市场，把多余的严重过剩的生产能力转移出去。在我们的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日韩中间产品转移过来，再出口到美国。我们看到，现在美日的关系日益改善，而中美的贸易摩擦却越来越大，这个很值得我们思考。
第三，要深化中国与周边地区的经济关系，比如10＋1、10＋3，包括和南亚、西亚，简单说，就是建立区内的贸易和投资关系。最近10＋1贸易份额增长就很快，我们要巩固和发展周边市场，尤其是通过双边的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协定的方式，建立尽可能少的反倾销、特殊保障，技术壁垒等干预贸易的自由贸易区，只有这样，才能有比较稳定的发展，而不是像中美动辄就打起来，搞得企业很难过。
第四，要调整经济战略，打价格战的恶性竞争一定要减少，尽可能的错位发展，尽可能的创新，在技术、市场、管理等各方面创新上下功夫，以后对方要打我们，也要掂量掂量。最后，扩大内需。现在过度依赖出口很不安全，风险很大。
《21世纪》：报告中建议的“走出去”是不是指效仿日、韩，把加工贸易转移到其他国家？可是他们移进来是由于我们成本低廉，而我们移出去的话，很难找到比我们更低的市场了？
张燕生：我们不可能完全效仿日、韩的战略。比如在美日大战时，日本汽车都是本土品牌，日产、丰田等，这样你要跟我打仗，那我就把工厂建到美国去。日产汽车有40%在美国生产，美国就没法打了。
而中国有一半左右是加工贸易，加工贸易里又有80%是为外商投资企业加工的。也就是说将近40%的进出口贸易，多数属于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和跨国公司之间的贸易，只是在中国进行加工组装而已。企业、产品、技术、所有权，投资权益都不是你的，你怎么移？当中国的要素成本提高时，他们就会转移到印度、越南，而这对我们也没有好处，就业等各方面都会受到影响。
下一步我们应该考虑的是树立本土品牌，培养中国的日产、中国的丰田，而不仅仅是做二传手，就是做二传手，也要逐步调整到中国的企业做二传手，形成本土企业逐步成为加工贸易主体的加工链条。这是个漫长的过程，但却是必须要做的。
另外我们的“走出去”不是追求成本低，而是追求市场。纺织品能够生产得很便宜，但在2005年1月1日之前，受全球配额限制；全球配额限制取消之后，又遭受“特殊保障”、反倾销等，这样企业就要到别的地方去，到那些不会受到特殊保障、反倾销的地方去生产。
了解对方的游戏规则
《21世纪》：我们的纺织品在出口中所占的份额并不是很大，但为什么却是最受打击的？
张燕生：因为纺织品是中国效益最好、顺差最大、优势最明显的，打击中国的纺织品，就是打击中国的优势产业。
一是出口每一单位纺织品，其中包含的其他国家的进口的原材料非常少，只有16%，远远低于其他的产品。这样美国即使打击中国的纺织品，也基本不会影响到第三方，外部性小，也就不会受到第三方的压力。
再者对机电、IT 产品等其他加工贸易而言，相当一部分是摩托罗拉、诺基亚这样的跨国公司，打击这些公司就是在打他自己的左右手，当然不可能。
《21世纪》：由于这些原因，使得通过在华外企与本国政府谈判以缓和贸易摩擦这一手段失效，那么就纺织品遭遇的打击，该怎么应对呢？
张燕生：首先我们要明确他们的手段和武器。当初中国要加入WTO，他们就在协议上强迫你接受“二四二段”——2008年12月31日之前，他们可以单方面认定你有市场扰乱和市场扰乱威胁，单方面对你进行通过国内立法。甚至都不用制裁，一旦进入90天磋商，就可以直接对你进行限制。
除了这个以外，还有“15条”、“16条”，及“特殊保障”非市场经济地位。一旦要反倾销了，就拿西班牙、意大利或新加坡，比咱们成本高得多的国家的成本来衡量，只要中国价格低于第三方价格，就视做倾销。这些交错使用的策略就会让你受不了。而我们缺少经验、知识、信息，缺少人才。我们应该大量培养这样的人(尤其送到国外)，了解对方游戏规则。
第二，由于语言上的不同，也造成一些歧义，导致我们承诺的东西，他们进行了歪曲，比如美国2003年5月21号通过的“特保”申诉程序就规定，可以再次申诉，这不是我们承诺的本意。又如欧盟“特保”磋商应根据前14个月中前12个月的平均出口量为基期，而欧洲的行动指南用2004年全球配额取消之前为基期，对中国是非常不公正的。
而且他们和你谈判不用你的承诺和你谈，而是用他们的国内法律法规来谈。比如我们承诺的是特保期限就一年，不能连续使用，而他们的国内法规定只要有人申诉就可以连续的，起诉一期就一年，再起诉就又一年。因此，我们要随时关注他们国内法的修改和制定，发生了问题立刻向WTO有关方面反映，不要等制裁你了再打官司。
另外，我们要积极应诉，不怕打官司，因为不应诉就死定了。我们行业协会、商会、政府部门及海外华人应该争取一个国际上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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