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争辩：城市做大还是城镇做大

　　见习记者 李明三 北京报道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曾经断言，新世纪中国经济将面临三大挑战，居于首位的就是城市化。他说，中国城市化将是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并将产生最重要的经济利益。

　　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言，今天，城市化已成为支撑并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及高速增长的载体和发动机。

　　“到2050年，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地区这三大组团城市群将成为中国财富积聚的战略性平台和载体。在不到8%的国土面积上，将积聚全国55%人口，产出全国75%以上的GDP，85%以上的工业总产值，95%以上的进出口总量。”5月25日，在科博会中国城市发展与区域经济国际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首席科学家牛文元这样构想21世纪中国城市化的战略设计。

　　与牛文元一道纵论中国城市化发展战略的，还有包括中央、地方政府官员、长期从事区域经济研究的专家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以及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驻中国的代表等在内的国内外相关人士。

　　大城市的烦恼

　　在过去一千年里，世界十大城市的规模扩大了75倍；在一百年里，规模扩大了6.3倍；而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到2050年，世界十大城市人口总量将达到5亿，可能占当时城市人口总量的1／10。

　　然而，传统的城市扩张模式必然导致发展的不可持续性，这给大城市的过度发展敲响了警钟。根据2002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全球环境综合报告，过去十年内，传统城市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进一步导致了资源的浪费，环境退化和生态赤字给世界造成了6080亿美元的损失，相当于此前40年损失的总和。

　　牛文元提醒，大城市扩张的结果，导致了沙尘暴、热岛效应等一系列城市病和居住环境、生活质量的下降，如果我们沿着传统道路继续走下去，势必在未来某一天，碰到整体发展上的瓶颈。

　　中国的城市该向何处去？这是每一个地方领导人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在论坛上，合肥市市长郭万清提出，要走出一条以科技创新为先导的新的城市发展道路。郭认为，在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内外环境已经不允许一些后起城市享受到更多的政策优惠空间，这些城市要想在中部地区奋力崛起，就必须走超常规的发展道路。郭的最大梦想，是用15年左右的时间，把合肥建设成国内外著名的科学城。现在，合肥作为全国信息化制造业试点重点城市，已经涌现出了江淮汽车、科大创新等一些新型的自主企业。

　　作为论坛唯一的企业家代表，中弘集团总裁王永红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论点：当前多元化经济格局正在全球范围内逐渐形成，中心模式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与此相对应，城市布局正从中心模式走向非中心模式。

　　这一点得到了北京市政协副主席朱相远的认同，他说：“大城市的多中心城市空间的布局，已经成为中国大城市发展的战略选择。”

　　王将一个城市的演进历程分为四个时期：城市功能形成期、城市功能成长期、城市功能分离期和城市体系群形成期。他认为，这四个阶段的演变过程，也是一个城市由中心向非中心的过渡过程。

　　以北京为例，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进入城市功能分离期，城市郊区化、郊区城市化同时进行，逐渐演变成中心大集团和外面的十个边缘集团，但是城市功能仍然高度集中在中心城区，卫星城、边缘城只承担居住功能。城市中心的超负荷状况，越来越成为城市健康有序发展的障碍。从90年代到今天，随着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交通与通信手段的高速发展，北京的城市化进程正由功能分离期向城市体系群形成期过渡，即开始由中心发展阶段向非中心发展阶段过渡。

　　作为这种过渡最直观的体现，2020年新一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创造性地提出了两轴两带多中心的城市空间发展布局，确定了首都开始非中心或多中心布局的发展方向。

　　“中国城市化的战略设计要点是大中小城市整体优化，形成资源空间最大整合、共建共享的城市体系。”牛文元给未来城市的多中心模式做出了另一种阐释。而提升人口的生活质量和人居环境的舒适度，毫无疑问将是未来城市发展的一个基本需求。

　　城市做大还是城镇做大？

　　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中国目前的城市化率为40.9%，低于一百年来美、日、英、法、德等重要西方国家城市化率均超过65%的发展水平。牛文元认为，城市化率低是限制中国财富进一步扩张的瓶颈之一。

　　与牛文元对大城市的热情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詹姆斯·莫里斯先生对小城市的偏爱。这位出生在苏格兰乡村地区的剑桥大学教授，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是在剑桥、牛津等这些人口不过10万人的小城镇中度过的。他说：“以中国的标准来看，我所居住的这些地方都是小城市，但我们必须要承认世界上城市的多样性。关键的一点是，城市的成功不在于它的规模大小，而在于它的文化内涵。”

　　莫里斯这番话的另一个意思是，一个国家的总体发展水平，不仅取决于其拥有的城市规模，更在于每个个体单位的发展程度。他说：“中国城乡差距由来已久，城市生活水平是乡村生活的6倍。中国政府必须考虑扩大对乡村的投资，以填平这种差距，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至少需要25年。”

　　牛文元对这笔投资予以了量化，根据他的计算，在中国，将农民转变为一个真正的市民，人均费用是24700元。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区域发展研究所所长张乃剑表达了与莫里斯相同的看法，他将城市化水平视为中国中部地区崛起的标志之一。在他看来，城市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地区和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志，中部地区城市化水平低，乃是受“三农”问题的制约，即缺乏发达的城市腹地支撑所致。

　　而最让他担心的是，现在一些地区热衷于动用一切可以调控的手段，将各种资源集约于城市，大搞圈地造城运动。“这样导致的直接后果是资源向城市集约，农业发展乏力并出现萎缩，城市呈现虚假繁荣，长期下去，城乡差距会越来越大，这是当前影响中部崛起的最大障碍。”张乃剑说。

　　要解决城乡差距问题，张认为，“最好的办法，还是打好农业基础，让农民先富起来，促进广大小城镇发展；通过小城镇做支撑来发展、壮大大中城市，再以大中城市辐射、带动广大乡镇，这是中部崛起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