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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浙江专稿 徐益平
虽然随着拍卖师的手起槌落，天津狗不理的归属问题已尘埃落定，但伴之而起的浙江商人的质疑声，却让那次拍卖事件依然余音绕梁。昨天，天津狗不理包子饮食集团国有资产转让参拍方之一———浙江同方投资公司董事长朱志平在诸多专家的声援下，再次叫板拍卖结果，不过此次的指向不是天津同仁堂的身份问题，而是认为某种“潜规则”阻碍了浙江同
方拿下狗不理。
朱志平是在参加当天由浙商研究会举办的“浙商沙龙”时再次表达自己不满的。在这场主题为“挑战潜规则———从‘狗不理’拍卖个案看‘非公36条’的贯彻落实”的小型研讨会上，他的发问迅速得到了与会浙江本土经济学者和民营企业家的回应。
2月28日，天津产权交易中心举行了狗不理包子饮食集团国有产权拍卖会。经过上百个回合的叫价，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以1.06亿元竞得狗不理70%的股权，而此前最被看好的浙江同方投资公司仅以100万元之差落败(详见本报3月1日B2版)。对于该结果，一直志在必得的朱志平颇感不满，当时便对天津同仁堂的国企身份提出了质疑：“为什么国企改制过程中，与民企一起竞争的仍然是本地国企？”
昨天，在简要回顾了参拍过程和个中关键细节后，朱志平表示，天津同仁堂能够参与狗不理拍卖，是一些或明或暗的“潜规则”使然。他称，“可见中央出台‘非公36条’十分必要及时，而‘非公36条’要完全落实，仍然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但朱志平并未拿出这场拍卖有“潜规则”操作的实质性依据。
浙商研究会副会长、浙江工商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吕福新对朱志平的观点表示赞同。他说，综观狗不理国有产权转让全过程，有两大挑战摆在希望参与国企改制的民企面前：一是政府定位，“按照市场经济运行规则，拍卖本应由中介机构单独进行操作，政府不应越权”；二是各地对发展民营经济的态度和思想观念如何统一。
吕福新称，上述“潜规则”事实上在开放度相对较高的南方省市也依然存在。他所言不虚，浙江有关部门调查显示，即使在民营经济发展领先的浙江，市场开放还存在“真开放”和“假开放”问题。
浙江财经学院法学院教授张维平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说，对于希望抓住“非公36条”机遇的浙江商人来说，应该意识到诸多“潜规则”并不会因“非公36条”颁布而自然消失，“因此，在今后参与国企改制中，民企要将困难考虑得多一些，思维应该处于弹性阶段。”
浙江青年学院副院长王曙光教授则提醒，“非公36条”带来更多的是新规则，“虽然它鼓励民企参与国有企业改制，但只是消除了准入门槛，让民企得到了更公平的待遇，并不能保证民企参与市场竞争的输赢。所以，如何适应新规则才是更关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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