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水街的命运

　　本报记者 漏丹 张杰(实习) 北京报道

　　永安里秀水市场门口，立着三块不锈钢宣传板，上面张贴着白纸黑字，例如《打响“秀水”保卫战》、《秀水改造凸显利益博弈》、《秀水街：改革开放的活化石》等。新的文章盖住了旧的文章，层层叠叠。

　　“迄今为止没有行政执法单位明确说闭市是错误的，因此我们的工作还将按照既定时间来执行，即1月5日开始搬迁，10号完毕。”殷晓波说。他是建外街道社区经济管理中心总经理助理，经管中心是负责管理秀水市场的一家事业单位。从殷晓波处获得的信息表明，秀水街难逃闭市命运。

　　在嘈杂的人群中，十来位秀水街摊主在宣传板附近逡巡。从两个月前开始，总共200多名摊主开始24小时轮流守护这个市场。他们害怕某一天清晨，这个“拼死拼活才干出来”的市场会突然变成一堆建筑垃圾。418位个体户和他们家庭的命运全都拴在这个市场上。

　　狭仄的楼梯靠墙一边还堆着货。一位摊主将记者引到楼上，掀起门帘，不到十平方米的屋内竟然有二三十人。一纸“闭市”通告已经令秀水街的摊主们变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他们一方面开始大甩货，一方面想尽办法维持这个岌岌可危的地方。摊主们几乎天天挤在这个狭小的办公室里商讨对策。

　　在他们身后，透过办公室的窗户，可以看到一座气派的五层高的大厦已经拔地而起，大厦正面悬挂着三个鲜艳夺目的红色大字“秀水街”。北京新雅盛宏房地产开发公司得到了这块北京城里的黄金宝地。秀水街大厦已经进入施工的最后阶段。

　　与这个庞然大物相比，紧邻的秀水市场黯然失色。只是络绎不绝的人流仍然从秀水市场的牌子底下经过。

　　兴起

　　“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就当个体户。”这首打油诗在秀水街的摊主们之间流传，个中酸甜苦辣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1985年，24岁的老左蹬着三轮车进了秀水街。那年，他所在的国企倒闭了。走投无路的老左一狠心，拿出自己仅有的一点积蓄开始做小生意。那年春天，北京市朝阳区政府正式批准成立秀水街市场。当时秀水街一处两棵树之间的位置成了老左的摊位，他把这种最早以树为界的摊位称为“树摊”。老左每天早上在那里把三轮车的两块挡板放平，把货一摊，就开始做生意。什么东西好卖就卖什么。

　　同时，老左在自己的摊位前挂起了“经营执照”——当时是一块白布，上面印着“文明经商，保持卫生，保持质量，收费合理”几个字以及编号。

　　不知不觉中，老左正赶上时代潮流。

　　197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第一个有关发展个体经济的报告，“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者个体劳动”。1982年底，“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被写入《宪法》。

　　打破铁饭碗，捧起泥饭碗。当时社会上有“就业三扇门”的说法。一是国家安排就业；二是自己组织起来就业，比如成立知青社或者进行街道管理；第三是自谋职业，也就是个体户。发展个体经济的政策解决了一部分就业问题，到1981年底，全国个体户达到101万人。

　　尽管如此，个体户在当时并不是一种受人尊敬的身份。

　　秀水街的摊主几乎都晚婚晚育。1995年，老左34岁时好不容易娶上媳妇。“我谈过的对象，有女厂长、党委书记秘书、空姐……”老左掰着手指头一个一个数过去，“一谈到工作就玩完！”

　　那时候，人们把个体户叫作“倒爷”、“二道贩子”，谁都瞧不起。个体户甚至没有资格坐飞机、坐火车卧铺，因为那需要单位证明。秀水街后来成为“北京丝绸一条街”，从杭州到北京的火车上，曾经有无数秀水人席地而眠。

　　他们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养老保险，天天在市场上摸爬滚打。老左和爱人从来没有去过电影院，所有拍拖都是在摊位前和人谈着生意的时候顺带完成的。“我们把自己的青春扔在了这里。”

　　尽管如此，秀水街的个体户们却相信自己终有一天能够过上好日子。他们从先行一步的广州看到了自己的希望。

　　在改革开放的“前哨”广州，街市催生的全国第一批个体户已经先富起来。1980年成立的高第街工业品市场和1984年成立的西湖路灯光夜市，红红火火，人财两旺。

　　1992年，邓小平南巡给广大个私经济户吃下了一颗定心丸。继1980年、1984年之后，他第三次谈到了安徽的私营企业“傻子瓜子”的问题，并提到事关改革全局的高度。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秀水街正经历着自己的春天。

　　1988年，秀水街商户每人掏了3000元，建起商亭。1991年，秀水街税收达到250万，到2003年，年税收已经比1991年翻了一番多。与此同时，秀水街的成长就是摊位费和管理费的成长——从一开始不收费到收几毛钱、几块钱、几百块，到如今的1780元左右。

　　即将消逝

　　2004年6月，北京新雅盛宏房地产开发公司以“秀水街”名义进行大厦摊位拍卖。与此同时，秀水撤市的消息不胫而走。秀水市场的摊主们愤怒了。秀水市场就像是他们辛辛苦苦养大的孩子。现在这个孩子已经能够挣钱养他们的时候，却要跟别人的姓了。

　　“这里的商户通过合法经营和努力，形成了一个市场。把这样一个市场拆除，本来就不妥。个体经济是在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和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蒋泽中从1980年代开始研究非公经济，他认为自己有必要站出来为秀水街说说话。

　　秀水问题的出现并不是一个偶然问题。“最近五年，个体经济在全国范围内整体滑坡。从1999年的3000多万户下降到2003年的2000多万户，从业人员从1999年的6000多万人下降到2003年的4000多万人。”蒋泽中说。

　　故事开始于7年之前。这一切与城市改造密不可分。城市现代化似乎不需要摊位散落的街市，而需要整洁亮丽的购物大厦。

　　1997年，有关部门首次提出要求对秀水市场进行彻底改造或选址重建；1998年，北京市公安局提出《关于秀水街服装批发市场存在重大火险隐患应立即撤消的情况报告》；1999年，有媒体发布消息称秀水街将“退路进厅”，为的是“贯彻执行市政府的城市市场整治的有关规定”；2003年，秀水街紧邻的社区内出现三张《北京城市建设项目拆迁公示》，称：“根据北京市发展计划委员会及北京市规划和土地管理部门批准，北京新雅盛宏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拟在朝阳区东大桥路地区进行建设”。这就是今天建起来的秀水街大厦；2004年7月，北京市规划局、朝阳区市政管委、朝阳区公安消防处、朝阳区外事办以秀水市场存在的消防、占路、外事、无证等多种隐患和不稳定因素，申请拆除秀水市场。

　　在秀水市场拆迁节节升温时，摊主也在竭力发出保护秀水的声音。

　　1999年7月19日，秀水市场举行第一次专家座谈会。专家们阐述了“登长城、吃烤鸭、逛秀水”的文化定位；2003年9月27日，举行第二次专家座谈会；2004年4月10日，秀水市场举行法律专家研讨会。法学泰斗江平、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应松年等8位法学专家到场。专家提出秀水市场品牌“无形资产应予以保护、培育”。

　　在拆与不拆中，秀水度过了7年时间。

　　秀水拆迁的理由主要在两方面：一是安全隐患；二是知识产权问题。

　　1990年代中期以后，秀水市场已经成为一个响当当的牌子。秀水街的商户从200多户一下猛涨到400多户，连原来是消防井的地方都安插上了摊位。秀水的消防隐患从这里产生，但商户的入驻都获得了市场管理者的准许。在四个金色大字“秀水市场”的门面底下，悬挂着一块“禁止吸烟”的红色横幅。经营20多年来，这里没有发生过火灾。这是一个无烟市场，并且至今墨守陈规，早九店晚五点，不开夜市。

　　关于秀水街闭市的第二条理由，秀水街老商户的代理律师陈小兵说：“对于知识产权问题，有关部门可以通过整顿、罚款、没收等手段进行治理，完全可以不通过闭市的途径来解决问题。”

　　但知识产权上的争论并没有那么简单，它使秀水问题上升为一个外交问题。

　　2004年7月，美国驻华大使馆公使衔经济参赞王晓岷接到美国专利商标办公室官员的邮件，称秀水街即将召开撤市听证会，希望王晓岷借此机会提出秀水街的知识产权问题。王晓岷参加了听证会，但没有机会发言，于是他给朝阳区政府写了一封信。当时王晓岷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秀水街具有象征性。这是一个小象征，解决不了大的知识产权问题，但是是一个小目标。”

　　在2004年12月24日到25日召开的商务部工作会议上，商务部部长薄熙来特意提到秀水街问题。商务部有关部门曾经专门召开会议，介绍秀水街情况，指出秀水街的假冒产品技术含量高，假冒却不伪劣。现在，商务部下定决心要关闭秀水街了，因为这里“侵权力度太大”。薄熙来甚至在谈话中提到了秀水街假冒产品的来源：多来自北京周边，以河北居多；研究表明，有来自动物园、木樨园的中档产品，也有一些来自南方的高档产品，但是价廉物美。

　　“就算要治假货，为什么源头不堵？制假货的地方不管，偏偏要关秀水？”老李问道。

　　2004年12月28日晚上6点，秀水市场人散街空。街道上留下饭盒、报纸、塑料袋、饮料瓶等各种垃圾，还没有人过来清理。

　　老左头戴紫色线帽，身穿蓝色大棉衣，两手插在袖筒里，仍然守在秀水市场门口。此时他看上去更像一个农民。他朝东边的贵友大厦望去，那里有一块电子显示屏，温度是零下八度，寒气逼人。

　　16年来一直矗立在秀水市场门面上方的五星红旗在寒风里呼呼作响。

　　(本报记者王延春、实习生仝亚娜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