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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漏丹 北京报道
6月29日，7岁的儿子考完入学考试。随即，母亲陈静(化名)接到了北京市朝阳区安慧中心小学的通知，告知她必须马上交一笔1.2万元的“捐资助学费”，以保证儿子有资格在这所小学就读。陈女士和丈夫从外地到北京打工，他们没有北京户口。
陈女士被通知要求交纳的“捐资助学费”，是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在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推行“一费制”以后出现的新叫法，之前它被称为“赞助费”或者“择校费”——顾名思义，如果你要挑选好的学校上学，就得交钱。这已经成为基础教育的潜规则。
陈女士在北京市朝阳区捐资助学办公室签了自愿交纳“捐资助学费”的自愿书，并得到一份荣誉证书，上边盖着“北京市朝阳区捐资助学办公室”的章；在收据上盖的章是“北京市朝阳区教育委员会”。
从9月开始，教育部等三部委在全国落实“一费制”收费办法，亦即在严格核定杂费、课本和作业本费标准的基础上，确定一个收费总额，一次性统一向学生收取。“一费制”的目的是为了制止学校乱收费现象，禁止学校向学生收取其他名目的费用，并且规定“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收费必须和当地学生一视同仁”。
既然规定“一视同仁”，陈女士就向朝阳区教委反映了情况，她觉得自己没有理由为此负担那么高的代价。“但教委说我签了自愿书，就没有办法退钱。”陈女士站在马路边上，身上背着儿子的书包，儿子在一边玩耍。说话的时候，她的眼光始终落在儿子身上。
“我是在一份自愿书上签了字。但我们不是自愿的呀！如果不交这笔钱，学校很可能说儿子入学考试不合格，不让进。”陈女士不禁苦笑，“还有荣誉证书呢！在交学费的时候，学校要我们出示收据和荣誉证书，否则不给交。”
朝阳区教委收费办负责人对择校费现象的解释是：“北京市教委早就倡导就近入学，按区入学。在本区入学的学生，学校除了学杂费以外，绝对不能收别的费用。”但是，如果本市学生不在划归的学校上学，其他学校是否可以收取别的费用呢？如果孩子是外地户口，是否意味着北京市任何一所小学都可以对其附加收费？
陈女士的抱怨正在被另外一些事实所证实。今年8月，国家发改委公布上半年价格举报六大热点，教育乱收费投诉高居价格投诉榜首。此间也有媒体披露说，据“官方统计”，或据“有关专家”保守估计，中国十年教育乱收费已达2000亿元。
而教育部部长周济上周表示2000亿元只是一个推断，他建议不要把个别学校的问题通过乘法变成整个教育界的问题。但不管怎样，许多家长像陈女士一样为此而愤愤不平。一些家长在接受采访时称，北京市的一流小学，例如北京小学、人大附小、史家胡同小学、芳草地小学，如果入学时一次性缴清六年的捐资助学费，市场价位在3万左右。
学校“生财之道”
“如果给我足够的办公费，我作为一名校长、人民教师，也不至于这样干啊！”许校长在电话那头几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在他现在管理的小学，校门已经被商铺淹没。
小学位于浙江省某富裕乡镇。差不多十年前，许刚刚接手这所小学时，离学校最近的小卖部在100米开外，学校大门和围墙隔绝了外界的喧嚣。现在，围墙变成了理发店、餐饮店、礼品店、小卖店……人流嘈杂。
许每年要想办法筹措四五十万元用于学校日常开支。创收之路有三条：第一是出租门脸房；第二是靠学校的食堂，每个学生每学期交七八十元伙食费，学校有1000多名学生，一年食堂的总收入就有16万；第三是靠外省区学生交的借读费以及择校费。
为经费头疼的显然不止许校长一人。“做校长的最怕教师节。”胡松涛感慨道。每年教师节，校长们都要想办法筹措一笔资金奖励学校的老师。胡松涛年近40，中等个子，目前在北京大学基础教育与教师教育中心任执行主任。
据胡介绍，自1990年代中期至今，一所普通初中全年开支中的40%来自择校费。如果没有择校费，学校办公经费就没有着落。小学和初中大同小异，也存在这样的比例。
胡说，在1990年代中期，一所拥有不到1000名学生的非寄宿制初中，生均培养费在800元左右，每年学校的运作经费最少在120万到150万。
这笔费用，当时国家财政拨款可以解决40%-50%。国拨经费不能解决的资金缺口，主要来自学校办公经费。当时学校主要通过“勤工俭学”来弥补这一块资金，也就是采取建校办工厂、出租门脸房等方式。所以，在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中期形成了“全校皆商”的情况。“1990年代中期以后，学校的校办企业由于不具备竞争能力而衰落，造成了资金上的一大片空白。”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又把精力投入到办择校班、校中校、实验班上，发现了一条新的财路。
那时候已经出现择校费，但规模与今天不能同日而语。不过，从此之后，择校费规模、比例和金额一路飙升，目前北京的小学收取的择校费已经达到3万-5万。
许校长的小学收取的择校费交给了教育基金会，其中60%由学校使用。对于择校费的收支办法，不同的地方、同一地方的不同地区都会有不同的做法。胡松涛说：“这笔费用由捐办或基金教育会来收。但其实这些机构都下辖在教委的收费办底下。在有的地方择校费全部归学校使用，有的地方教委会扣除其中的一部分。”
政府投入不足
“如果真的实行一费制，那是要把学校活活饿死！”王蓉说。1999年王蓉在美国获得教育经济学的博士学位，之后进入北大教育经济研究所。
在《义务教育法》中，并没有规定到底什么是“义务教育”，也没有规定在对义务教育的投入中，各级政府、社会、学校、家长分别承担什么责任；如果没有承担责任，有什么相应的惩罚制度。
由于这些制度的缺失，自1986年开始实行的义务教育，一直在“谁为义务教育买单”的问题中反复挣扎，义务教育学校的运作经费基本处于投入不足的状态。
“按国际惯例，接受义务教育是免费的，”王蓉说，“国家既然强迫适龄儿童接受教育，就必须承担一定义务。”
但王蓉紧接着提到，我国义务教育的情况非常特殊。我国目前拥有1.8亿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让国家把义务教育费用包下来，这是不现实的。”
在国家财政无力负担的情况下，我国实行了比较特殊的义务教育财政拨款体制。
这个财政拨款体系的第一个特点是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以县为主的财政拨款体系实际上是要求财力薄弱的县级政府为义务教育买单。根据2001年国家教育研究中心的调查，在政府对义务教育的投入中，乡镇负担78%左右，县财政负担约9%，省地负担约11%，而中央财政只负担2%左右。
“1994年我国财政体制实行分税制，中央财政收入逐渐上升。虽然同时开始实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上级政府会回拨经费给下级政府)，但这个制度并不完善。地方财力日益缺乏的地方政府有大量的公共责任，但是没有钱。”王蓉说。
2002年在全国推广税费改革，取消农民的教育附加费之后，农村义务教育的资金缺口更加明显。教育学家杨东平曾指出：“政府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为235.5亿元(2002年)，比上年减少16.32%，是连续第二年下降，也是近10年来下降幅度最大的，主要是农村的税费改革所致。”杨东平与共和国同年，从1980年代就开始研究中国教育问题。
由于政府对义务教育投入不足，导致了义务教育财政拨款体制呈现第二个特点——多元化筹资渠道。这使得义务教育学校的面目变得模糊不清。王蓉认为，按照国际惯例，义务教育学校只不过受国家的委托来履行职责，是代理人的角色。然而在我国，义务教育学校还肩负着筹措资金的任务。
全国教育经费来源包括政府预算内拨款、教育附加费、企业办学校教育经费、学校的勤工俭学和社会服务的收入、社会捐资、学杂费及其他教育经费。
学校的经费支出分为两大类，基建支出和事业性支出。事业性支出又包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
我国的义务教育经费收支，在传统上形成了不同的收入来源对应不同的支出分类的格局。地方政府的投入主要解决教师的国标工资；基建在农村主要靠社区的捐集资，中央的转移支付也以土建为核心；公用经费主要靠学生的学杂费和学校营利性行为带来的收入。
可以看出，政府的投入没有解决学校运转的资金问题。而教师除了国标工资以外的结构工资，在北京叫作“课时工资”，在某些地方也笼统地称为“奖金以及活工资”，地方政府有能力就解决，没有能力就不解决。
“政府的财政拨款主要用于解决教师的基本工资，只有很少的一部分用于办公经费。政府的钱多数在搞硬件设施，搞形象工程。”许校长说。
今年公务员加薪，镇里书记一个月加了1500元，而许只加了650元。在许所在的县级市，共有4000多名公务员，而教师人数达到1万多。如果教师工资纳入公务员体系，政府根本没有办法负担。
教育资源“抽血机”体制
择校费的产生不仅由于我国基础教育存在总体上投入不足，还因为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
杨东平对这个问题已经不能再熟悉了，他说：“所谓义务教育，就是指面向每个国民的教育，是用纳税人的钱办的教育。义务教育的全民性、公益性、基础性决定了它不能将公民分为三六九等，提供不同的教育。”
他认为现在我国基础教育不公平与教育“精英化”趋向相关。1950年代，我国在中小学实行重点学校制度。直到1990年代，由于重点学校恶化了升学竞争，加剧了教育不公平，基础教育的重点学校制度被取消。
然而，现在我国实行的实际上是一种“没有重点学校的重点学校制度”。
那些曾经的重点学校现在仍然享受着“特权”，经费来源丰富。如果是大学的附属学校，将会得到财政部和教育部的直接拨款。“他们的资金可能来自教委、教育部、外办，地方政府的直接拨款(除教育经费以外)，还会得到各种奖学金基金会的支持，并且更容易申请国家级课题的基金。”胡松涛说。
这些重点学校成为地方政府的政绩工程，并且形成一个教育集团的既得利益者。“重点学校有三类学生，考试上去的学生、收费生以及条子生。”杨东平把这个现象称作是“基础教育畸形化”。这些重点学校每年向地方财政交钱，成为地方的摇钱树，而把代价转嫁到家长身上。
北京一位张女士去年把女儿送进了人大附小，虽然每年要交1万元的择校费，她也愿意“白挨刀”。因为她希望女儿将来能够进入人大附中，然后考上拔尖的大学。
从另外一方面，高等教育的精英化和应试模式也直接影响到基础教育。北京市许多家长无一例外都给孩子报了奥数班。因为在中考题中，数学考试的智力题在课堂教育范围之外。实际上，这给学生提出了高于基础教育的要求。这种额外的教育所带来的立竿见影的效果，逼迫着家长承担代价。
现在，又提出要在全国建立1000所示范中学，这又是一种教育精英化的做法。胡松涛说，这种示范中学的硬件设施标准，即使是重点中学也达不到要求。地方政府动辄拨款一两亿兴建这样的示范校。而这些重点学校和示范学校，由于盘子大，日常的运作经费也会很高。
“一个重点中学的一个汽车实验室就足够一所学校一年的办公经费。”胡松涛说，“像北京四中和人大附中这样的学校，一年经费可能需要上亿元，它们要负责很多接待项目和活动。”
北京市重点小学的教师工资可以达到普通学校教师的三、四倍。如果学校福利下降，学校优秀教师资源就可能流失。
一流的义务教育学校在聚敛了资金的同时，还变成了“抽血机”，好的资源全都被这个抽血机抽了上来。
许校长现在刚刚调离原来的学校，到了更高一级的小学。“北京现在很多学校以高薪大量吸收外地特级教师。”杨东平说，“最近西安还出现一些学校高价收购农村高分学生的事情。”这种格局导致好的学校越来越好，差的学校越来越差，致使义务教育学校两极分化。有经济能力的家长当然希望孩子上更好的学校。
杨东平认为，教育体制改革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但该从何入手呢？“首先要改变教育财政体制，改变财政拨款制度，应该用法律手段确保教育经费，并且接受人大的监督。”杨东平说。而胡松涛认为，在资源配置不均衡的现状下，目前最紧要的是在同一个地区、同一个乡镇实现对当地学校的一视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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