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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央行先后公布的几项外汇政策调整其实都指向了一个方向：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16日，央行为合法私产转移到海外开了绿灯；17日，国家外汇管理局提高了自费留学人员的购汇指导性限额，取消原来2万美元的上限；同一天，央行上调了小额美元外币存款利率，同时还宣布取消美元、欧元、日元和港币的2年期存款利率上限。
在上月末加息之后，汇率也可能会随之调整的猜测一直没有停止过，人民币升值预
期也因此而重新增强。据报道，本月20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和美国总统布什的会晤，人民币汇率也是话题之一，这就给了市场更大的想象空间。央行在这个时候连续出手，为人民币减压的意图相当清楚。放松外汇的流出，可以看作是对持续热钱流入的抵冲性政策。上调美元存款利率，缩小本外币息差，有利于稳定外币尤其是美元存款。最近一个时期，不少城市居民将手中的美元结汇后转存为人民币，央行显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在外汇管理上采取“宽进严出”的政策取向，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这是自去年以来央行一贯的操作思路，与之相配合的则是不断的政策宣示，一方面强调“完善汇率机制没有具体的时间表”，另一方面，警告“单边豪赌人民币升值只能是一种不明智的投机冒险行为”。
客观地说，这些举措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不过，收效还没有预期的那么大。今年中国外贸顺差明显下降，而且外汇管理部门对违规结汇和非法外汇交易一直保持着高压姿态，但是外汇资金仍然保持了较强的净流入趋势，“国内外汇供过于求的状况更加突出”，这和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不断增强是有直接关系的。
虽然如此，我们认为，这些举措不应当看作央行在升值压力面前的被动反应。如果从更积极的层面去解读，甚至可以说，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央行一直在为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创造条件。
央行认为，提高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程度，增强汇率弹性是完善汇率机制的核心，因而，放弃事实上的盯住美元的政策是迟早的事情。一般来说，扩大汇率浮动的区间，使汇率更加有弹性，最佳的时机是在汇率既无升值压力、也没有贬值压力的时候，这当然是一种理想状态。而国际经验表明，采取种种导向性政策，将升值预期尽可能降低，也是一些国家在扩大汇率浮动区间的时候通常采用的方式。对于央行来说，时机的选择显得尤为关键。
但是这种时机不仅是平衡市场预期的问题，它更多地与决定汇率市场化程度的诸多因素有关。所以，央行一直强调，不可能采取一次性重估人民币汇率的做法。事实上，假如这样做，等于在重估的基础上重新固化汇率制度，与汇率改革的目标是相悖的。
在此前提下，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人民币是否要升值，或者升值多少更加合适，而在于汇率在多大程度上由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并且根据供求关系的变化而浮动。
这时候汇率问题牵涉更为广泛。举例来说，在弹性汇率下，一旦汇率波动，调控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利率政策，如果利率刚性很强，调控就很难奏效。因而，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会为汇率浮动范围的扩大提供更好的条件。
所以，央行的种种举措包含了多重的政策含义。或者说，央行并没有把目光仅仅放在眼前的人民币升值压力上。在我们看来，央行从去年到今年所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有太多制度变革的意味。这些变革的指向相当明确，涵盖了利率市场化、资本项目的开放和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等诸多核心领域，速度也快于以往任何一个时期。
拿最近的变化来说，这次央行取消了两年期小额外币存款的利率上限，而在10月末，央行在加息的同时，已经取消了贷款利率的上限，如果我们考虑到过去数年利率市场化进程一度放缓，就该承认这种突破的标志性意义。在放开美元存款上限后，利率市场化已经走到了最后的关口。以“先外币后本币”的改革顺序看，下一步是逐步放开人民币存款利率上限，虽然出于对商业银行恶性价格竞争的担忧，但实现这一变化还需要一段时间。而这种变化与汇率浮动的取向是一致的。
而那些被我们看作为人民币减压工具的政策，比如说允许私产合法转移到海外，也是推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一系列步骤中的一步。
从眼前来看，可以认为，这些政策的目的是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为放宽汇率浮动范围创造更好的平台，从而使央行在时机选择上更加从容，避免汇率大幅波动。不过，相对于汇率浮动区间的窄幅放宽，我们更愿意认为，这些变革在市场开放方面的信号更为强烈，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实质性影响更大，应该给予更积极的评价和更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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