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增加农民收入扩大非农就业是出路

　　在本版昨天的“专访”中，就农民增收这一人们关心的话题，林毅夫教授提出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当前的首要选择。而作为长远发展方略，林教授认为——

　　增加农民收入：扩大非农就业是根本出路

　　本报记者 董建勤

　　我国应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着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及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转移与流动就业并举，加速小城镇发展

　　记者：农民收入正逐步以依靠非农产业的发展为主。近年来这一趋势十分明显。今年前三季度，农民的务工收入人均302元，同比增长11.4%。可以说，农村富余劳动力流动是挡不住的潮流。如何评估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增收的贡献？

　　林毅夫：这是不言而喻的。你引用的数字本身就是一个证明。

　　记者：目前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流动的趋势如何？

　　林毅夫：规模在扩大，速度也在加快。特别是随着近年来乡镇企业增长速度下滑、吸收就业能力的不断下降，富余劳动力大规模流动并形成了异地就业、回乡安家或创业的模式。这是农民增收、进行非农创业及进入小城镇的重要基础。他们通过广泛接触大中城市的现代生活和在现代工业的氛围中学习，获得了许多信息、学到了不少有用的知识和技能，同时也积累了进行非农创业的原始资本。政府要对这两种劳动力就业模式给予足够的政策支持，特别是运用各级公共财政及金融资源重点扶持。

　　记者：不过，农村人口迁移的可能性还取决于城镇非农产业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未来非农就业的岗位在哪里呢？我们知道，就业再就业与农民增收被并列为今年下半年经济工作中最大的两个重点和难点。

　　林毅夫：中外历史经验表明，只有调整产业、就业结构，促进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才能相应增加农村劳动力的耕地和提高农产品商品率，农民收入最终才可能保持和国民经济的同步增长。农村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调整的前提是非农产业大发展，不断创造出大量非农就业机会，将农业劳动力吸纳到非农就业岗位，不断降低农业就业的比重和数量。而只有大力发展中小企业才能最大程度地创造就业机会，同时满足城市就业的需要和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

　　记者：此话怎讲？

　　林毅夫：我国现阶段最具竞争力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劳动相对密集的区段，而上述产业和区段中的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目前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在于缺乏金融支持和服务。

　　记者：那么，如何化解缺乏金融支持和服务这一长期制约发展的因素？

　　林毅夫：保证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应成为当前金融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其中最适合于中小企业的融资方式是以中小银行为中介的间接融资。而这正是我国金融体系中最为欠缺的一块。这种格局不改变，中小企业的金融需求就很难得到满足，发展就有障碍，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不会顺畅，转移的速度就会减缓。

　　如何帮助、鼓励和支持回乡农民创业也应成为政府重点考虑的政策内容。税赋、费用等政策限制不消除，县域经济的发展就会有障碍

　　记者：是否也应鼓励农民返乡创业，发展县域经济？

　　林毅夫：确实。如何帮助、鼓励和支持回乡农民创业也应成为政府重点考虑的政策内容。诸如，目前实行的不论工商业规模大小一律收取同样税赋、所有工商业者必须注册登记并每年交纳各种工商费用等措施都是抑制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障碍。同时，目前中央、省及县乡之间增值税和所得税的划分留成体制也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地方政府发展工商业的积极性。这些政策限制不消除，县域经济的发展就会有障碍。

　　记者：看得出来，新一届政府特别强调城乡统筹发展。哪些政策还可以进一步促进农村非农产业的大规模发展，直接影响农民收入的增长？

　　林毅夫：政府应该创造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政策环境：首先，要大力发展能够多创造就业机会的中小企业；其次，要消除目前大中城市关于农民工就业的各种政策限制；其三，流出地政府与流入地政府应该密切合作，协助农民克服外出就业的困难；最后，要解决进城农民的户籍问题，现有的户籍制度使进城农民不能享有和市民同等的就业和子女教育权利。政府应在总结各地经验的基础上，早日变革现行户籍制，使进城农民权益得到保障，安居乐业。

　　记者：农民素质问题也是很关键的因素。九年制义务教育似乎并不完全能解决问题。国家出台的农民工培训计划倒令人振奋。

　　林毅夫：那当然。提高农民素质的当务之急在于确保完成义务教育，再则就是要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目前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的经费主要来自农村税费，不足之数由上级政府拨款补助。这几年各地不时有挪用教育经费、拖欠中小学教师工资的事件发生。为此，我建议农村义务教育中的教师工资全部由中央政府财政拨款支付，至少在中西部低收入省份的农村地区率先实行；并扩大对流动人口职业培训的公共财政支出，以降低农村人口流动就业的成本；采取更为开放的政策和措施，鼓励私人或非国有机构投资目前分布极其广泛的农业中专学校、农村职业高中，以对流动就业的青年农民进行职业技术培训。

　　要处理好农民进城与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的关系；同时进一步深化地方财政、人事体制改革，真正落实收支两条线的政策

　　记者：粮食安全问题也不容忽视。如何处理农民进城与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的关系？

　　林毅夫：二者并不矛盾。要稳定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和完善土地流转制度，把增加农民收入和发展粮食生产紧密结合，通过优化粮食品种和区域结构，增加科技投入，提高种粮的质量和效益，发展粮食转化和深度加工，让广大农民从发展粮食产业中增加收入。坚持这一方向，进城农民就可以将土地出租，获得进城就业的资金；万一失掉城市工作，还可以返乡务农，这样既有利于农村、农业发展，农民收入增加，又有利于社会稳定。

　　记者：开源还要节流；增收离不开减负。有一种现象，越发达的地区，农民负担反而越轻；欠发达地区的农民负担却相对要重，越贫困的农户负担反而越重。

　　林毅夫：确实如此，这和现行的财税和人事体制有关，目前许多县级和县级以下政府部门的人员工资和行政开支依靠该单位的收费和罚款来维持。虽然这些单位必须将所收的费和罚款上缴到财政，但是并未真正做到收支两条线，上缴的罚款绝大多数返还给这些单位。在许多落后地区，当经济发展比较差时，进入政府部门，即使是成为编外人员，也是许多人的最佳选择。最近几年，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县乡政府编外人员在越穷的地方扩张得越快。这种扩张带来两个不利的后果：一是，这些地方发展经济的条件本来就差，而地方政府的收费和罚款越多，企业经营的环境就越差，经济发展就越不好，陷入到一种恶性循环；二是，扩大编外人员成为某些地方官员寻贿受贿的一种手段，败坏了社会风气。为了减轻欠发达地区的农民负担，应该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进一步深化地方财政、人事体制改革，真正落实收支两条线的政策。而且，各个单位不准自行决定和扩大编外人员。

　　记者：请谈谈您对农民增收的预期？

　　林毅夫：今年上半年由于非典的影响，农村外出劳动力有不少回流，减少了农民的收入，但下半年粮食涨价，农民的收入相应有所增长。总的来说，今年农民收入增长的幅度大约可以维持在去年的水平。从长期来说，只要农村劳动力能够较快地向非农产业转移，并且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农产品大市场，农业的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能够不断按比较优势来调整，那么，农民收入就会有较快速的增长，城乡差距将会不断缩小，东、中、西部也就会协调发展。

　　林毅夫小传

　　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全国政协委员。台湾政治大学工商管理硕士(1978年)、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1982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1986年)；主要研究与教学领域：农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

　　《人民日报》2003年11月27日第五版